第二日，芬恩回到了特里尔。

他带回来半筐苹果。

那筐苹果到特里尔时，已经坏了两个。一个烂了一边，另一个被路上颠得裂开，汁水流在筐底，招了几只小飞虫。

门房看见少爷提着这么半筐东西回来，没敢问。

芬恩进主教府时，脸晒黑了些，也瘦了些。巴黎大学养出来的那点书卷气还在，但外头又贴了一层灰。

博杜安在小书房见他。

芬恩进来，行礼。

“叔叔。”

博杜安看着他。

“瘦了。”

“路上不太好走。”

“坐。”

芬恩坐下。

博杜安把那封信拿出来，放在桌上。

“你写得很重。”

“侄儿只写了看到的。”

“美因茨真到这个地步了？”

芬恩点头。

“比信上写的还要难看些。”

“怎么难看？”

芬恩想了想。

“叔叔，我们到了阿奇亚尤利银行，坐了三天。第一天带了两筐苹果，没人收。第二天继续坐。第三天傍晚，一个伙计给我们送了军费清单。他把清单交给我时，仿佛只是递一张酒钱账单。”

博杜安听着。

芬恩继续说：“我当时把清单撕了。”

“撕了？”

“撕了。”

“然后呢？”

“没有然后。柜台后的账房看了一眼，又低头拨算盘。”

博杜安慢慢点头。

这才是真正难看的地方。

你被羞辱之后，对方连你的愤怒都不记账。

芬恩说：“叔叔，我以前觉得选侯是帝国的柱子。到了美因茨，我发现柱子也会被算价。”

“谁教你的？”

“没人教。我坐了三天，自己坐出来的。”

博杜安看了他一眼。

这话像年轻人的话，也不像年轻人的话。

年轻人喜欢说“我懂了”。可真正懂一点东西的时候，往往说得很少。

博杜安问：“你觉得该怎么办？”

芬恩沉默了一下。

这次他没有像过去在巴黎回来那样，引一句古人的话，绕一圈再说自己的意思。他直接说：

“跪。”

博杜安重复：“跪？”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