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河东。

杨广的轻车过了闻喜，沿汾水往北走。开春的官道上全是人——回籍的逃户、运粮的牛车、扛着新犁下地的农夫。前年这时候，这条路上走的是逃难的人，拖家带口往关中去；今年，方向反过来了。

车马到虞乡县界，被堵住了。

堵路的不是匪，是两村争水的百姓。上游王家疃筑了坝，下游李庄的麦苗喝不上水，两村各出丁壮，锄头扁担在对岸排开，眼看就要见血。

随行护卫要上前弹压，杨广摆摆手，下了车。

“县里不管么？”他问围观的乡老。

乡老苦笑：“回贵人的话，县令老爷去年叫刘武周砍了，县丞跑了，主簿疯了。如今县里管事的，是庙里的老和尚——和尚管得了香火，管不了水啊。”

杨广走到两村阵前，没亮身份，先问了三句话：坝什么时候筑的、水渠旧道在哪儿、两村各有多少亩麦。问完，他指着河湾说了个法子：旧渠清淤分汉，上游三日放水、下游三日接水，轮流来，闸口立木牌写时辰。

两村丁壮面面相觑。有人问：“贵人说的在理，可、可算数么？”

“算数。”杨广翻身上车，“三日后，新县令到任，他会盯着这闸口。”

车驾走远，王家疃的里正挠头：“这是哪位贵人？”没人答得上。

三日后，新县令果然到了，头一件事就是扒在闸口看水。老头扒在泥里看了一上午，起来时裤腿全湿了，转头对书吏说：“闸是好闸，时辰牌太小，立块大的——立到两村都能看见的地方。”

这事后来传遍两县，都说新来的县太爷是个泥腿子官。没人知道，那个当场画分水槽的“贵人”，此刻正在三十里外的行在里，听房玄龄念各县署理县令的名单——念到“虞乡”两个字时，皇帝笑了一下。

当夜行在，杨广把吏部呈上来的候补县令名单翻了翻，合上了。

名单上四十七人，个个有来历：韦家的侄儿、杨家的外甥、某位老大人举荐的门生。个个都是会做官的。

“陛下，这些人选都是按资按望——”吏部侍郎话没说完。

“他们会做官。”杨广把名单推回去，“朕要的是会做事的。河东眼下缺的不是官老爷，是能把一县春耕组织起来的人。”

次日，河东各郡同时贴出告示，文辞粗得很，识字的念给不识字的听：

“凡河东百姓，无论出身，无论过往，能把一县之事办明白的，即可署理县令。怎么算办明白？三件事：仓里有粮，路上无匪，状子无积。一年为期，办到，转正；办不到，换人。吹牛者勿来，来了也待不长。”

告示一出，河东哗然。

半个月里，各郡应募者三百余人。有退了休的老书吏，有走南闯北的货郎，有两个赋闲的老兵，甚至有个五台山的游方郎中——说是能治疟疾，想署理县学旁的医署。

也有来碰运气的。闻喜有个泼皮，自称“胸有韬略”，进堂就要谈天下大势。主考的法曹只问了他一句：“本县有几座桥？”泼皮答不上来，被叉了出去。告示上“吹牛者勿来”五个字，自此没人再当笑话。

真正被挑中的二十三人，隔天就发了铜印、领了公事，没有宴席没有仪仗——杨广给他们接风的方式，是一人发了一把锄头：“先到地里去。三个月，朕只看地里长出什么。”

房玄龄是头一个找上门的。这位一向持重的尚书令难得急了：“陛下！选官是朝廷的脸面，朝廷的体面！乡绅野老皆可署理一县，体统何在？往后士族子弟谁还肯——”

“玄龄。”杨广打断他，“脸面值几个钱？县衙的印落灰、百姓的状子没人接、麦子烂在地里，那才叫没脸面。”他指着窗外的官道，“朕跟你打个赌。告示贴出去一个月，河东冒出来的能吏，比你吏部十年选出来的都中用。”

房玄龄不信。

一个月后，他服了。

他是亲自下去看的。在虞乡，他见到那个给两村分水的年轻人——郑九思，县学抄书吏出身，寒门，爹娘死得早，靠自己抄书抄出一身学问。两村争水，他三日前就得了信，赶到现场时怀里揣着一本自己排的“水程册”：全县七个渡口、十四条渠、春灌的次序、运犁运种的车脚，哪天先渡种子、哪天后渡客货，排得明明白白。

房玄龄翻着那本册子，一页一页看，越看手越稳——他这人就这样，看到真东西，反而静了。

“这册子，你排了多久？”

“回大人，三个月。”郑九思答，“去年秋里就排了。草民想着，开春准乱，乱子都从水上来。”

“秋里就排了……”房玄龄把册子还给他，忽然问，“你这样的人，旧制里做到头，是个什么前程？”

郑九思老老实实答：“抄一辈子书，熬个主簿，顶天了。”

房玄龄没再说话，回程的路上一言不发。路过渡口时他叫停了车，看郑九思带人立的那块时辰牌——牌上字刻得周正，哪天先渡种子、哪天后渡客货，一目了然。几个过渡的老农蹲在牌下抽烟，说起“郑先生”，口气熟得跟说自家子侄一般。

房玄龄在渡口站了很久。他想起吏部衙门里那堆积如山的履历——籍贯、三代、师承、举主，项项齐全，就是没有一项写着“会不会做事”。到了行在，他求见杨广，只说了两句话。

“陛下此法，臣要抄回去，用在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