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把手机放进口袋。然后他想起来——彩票。那张彩票还在钱包里。他把钱包拿出来。仿皮的，黑色的，边角磨得露出里面的纤维。孙倩给他买的，三年前他过生日的时候。打折的，三十九块。孙倩说“就这个吧，反正你用什么都一样”。他用了三年。

他打开钱包。夹层里，那张彩票折成小小的一块，折痕磨得起了毛边。他把彩票抽出来，放在膝盖上，展开。纸很薄，透着他手指的影子。上面印着七组数字，每组七个。第一组是机选的，第二组是他自己选的。安安的生日，他自己的生日，当天的日期。他当时随便凑的，没想过会中。就像他这四年里做的每一件事——认真做，但不敢想结果。

他把手机手电筒打开。白光照在彩票上。数字一个一个地对。

第一组。红球：03，07，11，18，23，27。蓝球：09。他打开浏览器，搜索开奖号码。页面还在，今天已经打开过好几次了。红球：03，07，11，18，23，27。蓝球：09。全对。

他盯着这两个数字序列。彩票上的。网页上的。一模一样。他把彩票翻过来，又翻过去。纸在他手里沙沙响。

然后他又对了第二组。这是他最常买的那组。安安的生日，4月12日。04，12。他自己的生日，10月19日。10，19。当天的日期，6月15日。06，15。蓝球他选了安安最喜欢的数字，7。这一组，没有中。连一个号码都没对上。他买了两组号码。一组随便选的，中了。一组认真选的，没中。

他拿着彩票，坐了很久。安安在他怀里又睡着了。浴袍的结散了，下摆铺在长椅上，像一小片白色的花瓣。

路灯下，梧桐叶子的影子落在地上，风一吹就晃。他想起很多事。想起签离婚协议的那天。孙倩坐在咖啡厅靠窗的位置，阳光照在她新烫的卷发上。她说“签吧”，就两个字。想起孙母的扇子，敲在桌上，啪地一声。想起孙丽的美甲，酒红色镶亮片，把协议推过来的时候，亮片闪了一下。想起张伟翘在茶几上的脚。脚上穿着一双棕色的凉鞋，大脚趾从鞋头露出来。想起茶几底下压着的安安满月照。想起安安问“我们为什么不回家”。想起雨里那条湿透的长椅。想起父亲放在桌上的三张存折。农业银行的，邮政储蓄的，农村信用社的。存折的边角磨毛了，封皮上的烫金字掉了一半。想起母亲从围裙口袋里掏出来的红布包。银镯子，奶奶传下来的。金店老板说纯度不高，按克收，卖了八百块。想起婚礼上父母坐在角落里，没有人跟他们说话。母亲穿的那件红色外套，八十五块，在镇上的集市买的。想起火车站的月台。母亲的红外套在绿色车厢的窗户里越来越小。想起这四年。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做早饭。送安安上幼儿园。上班。接安安。做晚饭。洗衣服。周末跑外卖。想起孙倩说“窝囊废就是窝囊废”。想起孙倩说“你看看人家老公”。想起孙倩说“当初要不是你家能出二十万彩礼”。想起孙倩说“安安归你，我不想带着拖油瓶”。想起今天下午，咖啡厅里，孙倩站起来，转身就走。高跟鞋敲在地砖上，哒哒哒哒哒。她一次都没有回头。

他低下头。眼泪滴在彩票上。他把彩票拿开，用袖子擦了擦。纸已经有点潮了，他怕洇坏了。他把彩票夹进钱包最里面的夹层，和安安的满月照放在一起。照片上安安皱巴巴的，像个小老头。那是他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

他把钱包合上。然后他笑了。

路灯下，梧桐树影里，这个穿着湿透工装、指甲缝里全是机油、抱着四岁儿子坐在公园长椅上的男人，笑了。不是苦笑。不是自嘲。是真的笑了。笑得眼泪又流下来。他用袖子擦掉。袖口沾着机油，擦在脸上，留下一道浅浅的黑印。他没有察觉。

他笑了，因为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孙倩没有等到这一天。她连三天都不肯多等。离婚协议签字的那天，距离今天只有七十二个小时。七十二个小时前，他还是那个被所有人看不起的陈默。七十二个小时后，他可以买下孙倩工作的那家商场，买下孙丽老公上班的那栋楼，买下孙母每天早上跳广场舞的那个广场。但孙倩没有等。她连三天都不肯给他。她急着离婚，急着让他净身出户，急着投入张伟的奥迪A6。她急成那样。好像晚一天，就损失了什么似的。

她确实损失了。她损失了十亿。但她不知道。她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是在十亿到账前七十二个小时，把一个男人扫地出门的。这个念头让陈默笑了。不是因为报复的快感。是因为这件事本身的荒谬。像老天爷写的一个玩笑。玩笑的 punchline，落在人民公园一条湿漉漉的长椅上。

他把安安抱起来。安安醒了，迷迷糊糊地看着他。“爸爸？”

“嗯。”

“你怎么了？你在笑。”

“没什么。”陈默说。他把安安托了托，让他趴在自己肩上。“爸爸想到一件事。”

“什么事？”

“一件好笑的事。”

安安“哦”了一声，没有追问。他把脸贴在陈默脖子上，小手攥着他的衣领。浴袍的袖子滑下来，露出一截手臂。蚊子包消了一些。

陈默站起来。行李箱还歪在长椅旁边。他伸手去拉拉杆。然后他停住了。

他低头看着那只箱子。坏了一个轮子，拉起来咯噔咯噔响的箱子。里面装着安安的衣服、钙片、相框、图画本。三十四岁的男人，全部家当装在一只箱子里，还没装满。箱子是他结婚时买的。红色，现在褪成了一种说不上来的颜色。像被反复洗过太多次的衣服，像在太阳底下晒得太久的窗帘。轮子是在第三年坏的。他抱着安安去赶公交车，箱子从楼梯上颠下来，磕掉了一个轮子。从此就歪着走了。

他把拉杆拉出来。咯噔。

然后他松开手。拉杆缩回去，发出一声很轻的响。

他抱着安安，转身往公园门口走。行李箱留在长椅旁边。走了几步，安安抬起头。“爸爸，箱子。”

“不要了。”

“可是安安的衣服在里面。”

陈默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走。“买新的。”

安安愣住了。四岁的孩子，对“买新的”这三个字有一种本能的陌生。他穿的衣服大多是亲戚家孩子剩的。过年的时候，陈默会带他去童装店买一件新的，打折的。安安站在店里，不敢摸那些衣服。他指一件便宜的，陈默说挑你喜欢的。他指了另一件。标签翻过来，比第一件贵三十块。他把手缩回去。陈默把那件买下来了。安安穿着新衣服走出店门，走几步就低头看一眼。那是去年的事。

“爸爸。”安安趴在他肩上，声音小小的。“我们有钱了吗？”

陈默抱着他走过人民公园的石板路。梧桐树一棵一棵往后退。路灯的光一盏一盏掠过安安的头发。

“有。”他说。“以后你想要什么，爸爸都给你买。”

安安沉默了一会儿。陈默以为他在想自己要什么。玩具，绘本，新鞋子。安安开口了。

“那爸爸也给自己买。”

陈默的脚步停了一下。很短。然后继续走。

“好。”他说。嗓子有一点紧。

公园门口，路灯底下，马路空荡荡的。雨后的路面反射着霓虹灯的光，红的绿的蓝的，像一条流动的河。远处有一辆出租车驶过来，车顶灯亮着，黄色的，像一颗低空的星星。陈默伸出手。

出租车停下来。车窗摇下，司机的脸探出来。五十多岁，花白头发，嘴里叼着一根烟。他打量了一眼陈默。湿透的工装，怀里抱着一个穿浴袍的孩子，脸上有一道黑印子。司机的眼神在他身上停了两秒。

“去哪里？”

陈默拉开车门。“全市最好的酒店。”

司机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又看了他一眼。这次看得久一些。然后他把烟摁进烟灰缸里。

“上车。”

陈默抱着安安坐进后座。车门关上的声音很闷。车厢里有一股薄荷味车载香水的味道，后视镜上挂着一串佛珠，挡风玻璃前放着一尊小小的弥勒佛，肚子被阳光晒得褪了色。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音量拧得很低。

司机发动车子。出租车驶过人民公园门口，驶上江城的街道。安安趴在车窗上往外看。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商店的招牌，关了的，亮着的。一家面馆还开着，热气从门缝里冒出来。一家药店的绿色十字亮着。一家水果店门口，老板正在把一箱箱水果搬进去。

“爸爸，我们去哪里住？”安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