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在教室里走动，弯着腰看每个孩子的画。她走到安安旁边的时候，停下来。

“安安画得真好。”她蹲下来，视线和安安的桌面平齐，“让老师看看，你画了谁呀？”

安安用手指着画上的人。

“这个是爸爸。”灰色的，手很大。

“这个是我。”浅蓝色的，站在中间。

“这个是周叔叔。”深蓝色的，白扣子一颗一颗。

他的手指移到画纸最左边，那个穿棕色裙子、有长头发的小人。手指悬在小人上方，没有落下去。

“这个是妈妈。”

声音不大。像在说一件已经过去了很久的事。

张老师看着那个小人。棕色的裙子，长长的头发，平平的嘴角。和其他三个人不一样——爸爸、安安、周叔叔的手是牵在一起的，三个人的颜色虽然不同，但站在一起，密密地挨着。妈妈站在最左边，和他们之间隔着一段空白的地板。人字拼花的线条从爸爸脚下一直延伸到妈妈脚下，但中间那一段，安安没有画。不是忘记了。是空着的。

“安安，”张老师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妈妈现在在哪里呀？”

安安低着头。手指从妈妈那个小人的脸上移开，落在桌面上那道红色的蜡笔痕迹上。他的指尖沿着那道红线慢慢移动，从左边走到右边。

“妈妈不要我和爸爸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和平时说“爸爸煎的蛋最好吃”一样平静。像在陈述一个被反复验证过的、不会出错的真理。手指还在那道红线上走着。从左边走到右边。走到尽头，停住。

张老师看着他。教室里其他孩子在笑，在讨论，有个男孩画了一只很大的狗，同桌的女孩说“你家怎么只有狗没有爸爸妈妈呀”，男孩说“我就要画狗”。蜡笔在画纸上摩擦的沙沙声，桌椅挪动的吱呀声，阳光里的灰尘在缓慢地飘。

张老师伸出手，轻轻落在安安的后脑勺上。那撮翘起的头发贴着她的掌心，硬硬的，倔倔的。

“安安。”她的声音比刚才更轻，轻得像怕碰碎什么东西，“妈妈说的话，有时候不是真的。大人也会说错话。”

安安没有抬头。手指从红线尽头收回来，放回膝盖上。

“妈妈没说。”他说，“是妈妈走了。”

张老师的手在他后脑勺上停了一会儿。然后她站起来，走到教室前面。她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又放下。再看一眼。最后她走到走廊里。

陈默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念安资本的临时办公室里看老味斋的经销商合同。秦岚把合同条款一条一条标了颜色，黄色是需要确认的，绿色是已经通过的，红色是有风险的。红色的只有一条，关于退货率的约定。他正在那一条旁边写批注。

手机响了。屏幕上是幼儿园的号码。

他接起来。

“陈先生您好，我是安安的老师，我姓张。”电话里的女声很年轻，带着幼儿园老师特有的那种温和，但温和底下压着什么东西，像一条河，表面平静，底下有暗流。“您现在方便说话吗？”

“方便。”

张老师停了一下。陈默听见电话那头有风吹树叶的声音，沙沙的。她大概站在走廊里，走廊外面就是那棵香樟树。

“今天美术课的主题是‘我的家’。安安画了一幅画。”她停了一下，“画得很好。画面里有爸爸，有安安自己，有周叔叔。还有一个人，他说是妈妈。”

陈默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我问他，妈妈在哪里。他说——”张老师的声音轻下去，“他说，妈妈不要我和爸爸了。”

走廊里的风好像大了一些。香樟树的叶子哗哗响，像很多人在远处低声说话。

“陈先生，安安这个年纪的孩子，对家庭的认知正在形成。他画里的‘家’，爸爸、周叔叔和他自己是紧密连在一起的，色彩很温暖，线条也很稳定。但妈妈被他画在边缘，和他们之间有一段空白。”她停了一下，像在斟酌措辞，“他内心是渴望妈妈的，所以才会把她画进去。但他对妈妈的认知，已经和‘被抛弃’这个感受绑定在一起了。这不是一个四岁孩子应该承受的东西。”

她说完，等着。

陈默看着窗外。二十七层，江被高楼挡住了大半，只剩下一线灰蒙蒙的水光。货船在那一线水光里移动，很慢，像一只虫子爬过一条灰色的线。

“陈先生，我的建议是——”张老师的声音更轻了，但更坚定了，“可以考虑给安安做一些心理疏导。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问题，是因为他经历了这个年龄不该经历的事情。专业的儿童心理辅导师，可以用游戏、绘画、讲故事的方式，帮他把那些他自己说不清楚的情绪，一点点梳理出来。不是擦掉，是让他知道，那些情绪可以放在合适的地方，不会一直压着他。”

陈默沉默了很久。

办公室很安静。空调的出风口在头顶某处，发出极其细微的送气声。桌上的合同翻开着，红色标注的那一条还等在那里，他的批注写了一半，钢笔搁在纸面上，墨水从笔尖渗出来，洇成一个小小的、蓝色的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