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的放学铃是下午四点整响的。

铃声从香樟树后面的教学楼里传出来，是那种电子合成的音乐，叮叮咚咚的，像一串被风吹散的水珠。安安从教室门口跑出来的时候，手里举着一张画，跑得比平时快。蓝色蜡笔涂的货船烟囱，在画纸上拖出一道长长的、歪歪扭扭的烟。

他跑过碎木屑铺的操场，跑过那棵最粗的香樟树，跑过正在和家长说话的外教老师身边。白色运动鞋踩在碎木屑上，发出细密的沙沙声。蓝色鞋带又松了，左脚的那根，在脚背上甩来甩去。

老周站在幼儿园门口的香樟树对面。

白衬衫，深色长裤，皮鞋擦得很亮。衬衫扣到最上面一颗，领口平整，袖口的扣子也系着。五十岁的人了，站在一群等着接孩子的年轻父母中间，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棵被移栽到花圃里的老树。他的站姿是部队里练出来的——脚跟并拢，脚尖微微分开，重心落在前脚掌上。退伍快二十年了，这个姿势一直没有改。

安安跑出大门，在老周面前站住。小胸膛起伏着，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把那撮翘起的头发粘住了，贴在脑门上。

“周叔叔！”他把画举高，“我今天画了大船！有烟囱的！”

老周蹲下来。

膝盖发出那声熟悉的轻响——右膝，髌骨外侧，半月板磨损。部队的老毛病了。他蹲在安安面前，接过那幅画。画上是江，蓝色的蜡笔涂得满满的，有些地方涂出了边界，把江水漫到了天上。江心有一艘货船，船身是灰色的，烟囱冒着蓝色的烟。烟是螺旋状的，一圈一圈往上绕，绕到画纸边缘，被安安用剪刀剪断了——他把烟画得太长了，画纸装不下。

“烟很长。”老周说。

“因为船很大。”安安指着烟囱，“大船的烟很长很长，从江这边一直飘到江那边。”

老周点了点头。他把画卷起来，动作很慢，怕蹭花了那些用力压下去的蜡笔痕迹。然后放进安安的书包侧袋里，和画架、蜡笔盒、樟木小鸟放在一起。拉链拉上。

“上车。”

他拉开后车门。安安自己爬上去，坐进安全座椅里。老周弯腰，检查安全带的卡扣，检查带子有没有勒到肩膀，检查脖子旁边的小靠枕有没有垫好。他的手指在卡扣和织带之间移动，一拉，一收，一按。然后直起身，关好后车门。

黑色奔驰驶出幼儿园门前的辅道，拐上江边大道。

下午四点的阳光已经开始变软了。从车窗照进来，落在安安的安全座椅上，落在他的浅蓝色t恤上，落在他手里那支新拿出来的蓝色蜡笔上。他把画架支在腿上，开始画第二艘船。这艘的烟囱更高，烟更长。他一边画一边哼着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调子，调子不成形，断断续续的，像一条没头没尾的溪流。

老周开车。

他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安安。安安低着头，后脑勺对着他。头发翘着的那撮，在空调的微风里轻轻颤动。画纸翻动的声音和蜡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混在一起，从后座传过来，很轻，像夏天的草叶摩擦着窗台。

车子驶过江边大道。江在右手边，被梧桐树的枝叶切成无数块流动的碎片。货船从下游上来，吃水线压得很低，不知道装着什么。

安安忽然抬起头。

“周叔叔。”

“嗯。”

“你有孩子吗？”

老周的手在方向盘上紧了一下。不是猛烈的收紧，是手指慢慢收拢，指关节一根一根地发白，然后停在那里。方向盘的真皮套被握得微微凹陷。

沉默了几秒。

“有。”他说。声音和平时一样平稳，像仪表盘上的指针，纹丝不动。“一个儿子。比你大很多。”

安安把蜡笔放下。“他在哪里呀？”

“在外地。”

老周停了一下。

“很久没见了。”

车继续往前开。江边的梧桐树一棵一棵往后退，影子一道一道掠过挡风玻璃。阳光被切碎又聚拢，聚拢又切碎。车厢里的光线忽明忽暗。

安安看着老周的后脑勺。

从安全座椅的角度，他只能看到老周的后脑勺和一小截侧脸。白衬衫的领口，理得整齐的鬓角，耳后有一小块皮肤比别处浅一些——是伤疤，不大，指甲盖大小，边缘不太规则。安安早就注意到了那块伤疤，但从来没有问过。他只是在画老周的时候，会用肉色的蜡笔，在那块地方轻轻点一下。不是刻意点的，是画到那里，手自己就停一下。

“你不想他吗？”

安安的声音不大。四岁的孩子，问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试探，没有小心翼翼。只是单纯的、想知道答案的好奇。像他问“月亮有多远”，像他问“江水晚上去哪里了”。他不知道这个问题有多重。

老周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