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行人，进来看看。”李明环顾四周，“这学堂……学生呢？”

赵元苦笑：“本来有十几个，现在只剩三个了。”

“为何？”

赵元叹了口气，走到门口，指着村子说：“大人您看，这村子三十来户人家，都是这两年迁来的流民。朝廷说孩子免费入学，还给一顿中餐，起初家长们倒是愿意送。可后来发现，孩子来读书，家里的活就没人干了。这些人家本就穷，孩子七八岁就能帮着放羊、捡柴、看弟弟妹妹。送来读书，家里就少了半个劳力。”

“况且，”他顿了顿，声音低沉，“朝廷说免费，可教本、笔墨倒是发了，但孩子穿什么呢？大冬天穿着破单裤来上课，脚上连双鞋都没有。那顿免费的中餐，是这些孩子一天唯一的一顿饱饭。有些孩子吃了中餐，还要偷偷藏半个饼子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吃。家长们一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干脆不送了，让孩子在家干活。”

他指着墙角那堆柴火：“您看，那些柴火都是学生捡来换中餐的。没有柴火，厨房就做不了饭。学生不来，柴火也没人捡了。”

李明走到教室后面，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厨房，灶台上一口大铁锅，锅底还有锅巴，硬得像石头。角落里堆着几袋子粮食，但明显不够吃。

“赵先生，您自己呢？有俸禄吗？”

赵元摇头：“说是有，从九品，每月俸禄五百文，口粮田十亩。可俸禄从开春到现在，只发了一个月的。口粮田倒是分了，可我一个读书人，哪会种地？租给别人种，人家只肯给两成租子。这点收入，连自己都养不活。”

“那您为什么还留下来？”

赵元沉默了一会儿，说：“因为这些孩子……他们是真的想读书。那三个留下的孩子，每天天不亮就来，帮着我生火、打扫、劈柴。他们背书特别用功，说要‘读书做官，让全家过上好日子’。我若是走了，他们就连这最后的学舍都没了。”

正说着，门外传来脚步声。三个孩子鱼贯而入——两男一女，最大的不过十一二岁，最小的才七八岁。他们衣衫褴褛，光着脚，脸上脏兮兮的，但眼睛却很亮。

“先生好！”三个孩子规规矩矩地行礼，声音清脆。

李明蹲下身，问最大的那个男孩：“你叫什么名字？”

“赵小猫。”

“每天走多远来上学？”

“五里路。”男孩挺了挺胸，“我不怕远，就怕先生走了。”

李明鼻子一酸。他站起身，对赵元说：“赵先生，您做得对。这些孩子，就是大华的未来。朝廷不会忘记您的。”

赵元不知道这个陌生人的身份，只当是好心人的安慰，苦笑一声：“但愿吧。”

出了乡学舍，李明在村里走了一圈。延寿县的景象，触目惊心。

三十来户人家，散落在方圆两三里的坡地上，毫无规划可言。东一户西一户，中间隔着荒地、沟壑、乱石堆。没有一条像样的路，都是人踩出来的羊肠小道，一下雨就泥泞不堪。

房屋更是杂乱无章。有的是土坯房，有的是干打垒，有的干脆就是窝棚。朝向不一，高低错落，横七竖八。有的建在低洼处，一下雨就积水；有的建在风口上，冬天冷得像冰窖；有的建在陡坡上，看着随时都可能滑坡。

最让李明揪心的，是一家五口挤在窝棚里的场面。

那窝棚用几根木棍支着，四面糊着泥巴，屋顶盖着茅草，已经烂了大半。站在外面就能看到里面——地上铺着干草，草上扔着几床黑得发亮的破棉被。一个妇人正蹲在地上用陶罐烧水，三个孩子光着屁股在地上爬，最小的那个还在吃奶。男人不在家，下地干活去了。

李明走过去，蹲在窝棚门口：“大嫂，你们就住这？”

妇人抬头，眼神麻木：“住这。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朝廷没有给盖房子？”

“给？”妇人突然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朝廷说让我们自己盖，给补贴。补贴在哪？到现在连个铜板都没见着。我们自己盖？拿什么盖？吃饭都吃不饱，哪来的钱买木头、买砖瓦？”

她指了指窝棚：“这些木头，还是孩子他爹从河滩上捡的。泥巴是自己挖的，茅草是自己割的。就这，还欠了邻居七百文铜钱，到现在没还上。”

“村里其他人呢？都这样？”

“都差不多。”妇人叹了口气，“有的比我们还差。村东头老刘家，一家七口住一个窝棚，去年冬天塌了一半，砸死了老太太。到现在也没钱修，就这么凑合着。”

李明的心像被揪了一把。他想起朝堂上那些高谈阔论的世家官员，想起那些精美的朝服、丰盛的宴席、宽敞的府邸——再看看眼前这些百姓，一样是人，却是天壤之别。

“大嫂，如果朝廷给盖房子，你们愿意搬吗？”

“愿意！”妇人眼睛一亮，但随即又黯淡下来，“做梦都想。可朝廷真的会给盖吗？”

“会的。”李明说，声音不大，却很坚定，“我向你保证，会的。”

午后，李明和宋繇回到酒泉郡城，直奔东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