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初四年四月初五，酒泉郡（治福禄县，今甘肃酒泉）郡城。
朝会落幕两日，中枢改制、选才四制的余波仍在朝堂内外激荡。但对于酒泉郡城的普通百姓而言，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制变革，远不如市井街巷里的柴米油盐来得真切。
清晨卯时，东市开市的鼓声刚刚敲响，酒泉郡城最大的集市——永安坊早已人声鼎沸。但热闹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深重的民生困苦。
李明于寅时三刻便起了床。昨夜他在摄政王府辗转难眠——朝堂上的制度是定了，但这些制度能否真正落地、能否真正惠及百姓，不到民间看看，永远不知道答案。今晨天未亮，他便叫上宋繇，二人换了粗布短褐，戴了竹笠，不带一个随从，从王府后门悄然出了城。
出城往南走了七八里，便是酒泉郡城南郊的屯田区。天色刚亮，田野里已经有人影晃动。
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正蹲在地头，用一把豁了口的锄头刨地。锄头啃在干裂的土地上，扬起一片尘土。李明走近，看清那人的模样——脸色黝黑，颧骨高耸，眼窝深陷，身上的短褐补丁摞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这位大哥，借个火。”李明凑上前，掏出烟袋——这是他特意带的，便于搭话。
汉子抬头看了他一眼，从怀里摸出火石，递过来。李明趁机打量四周——这片田地虽然开垦出来了，但麦苗稀稀拉拉，又矮又黄，明显是缺水。
“大哥贵姓？这地种的是什么？”
“免贵姓王，排行老四，人称王老四。”汉子叹了口气，“种的是麦子，去年秋天开的地，今年春上播的种。麦苗倒是出来了，就是长不起来——没水啊。”
李明指了指远处一条干涸的沟渠：“那条渠不能用吗？”
“渠？”王老四苦笑，“那渠是前朝修的，荒了快二十年了。去年朝廷说修，到现在也没见人来。我们自己修吧，没材料、没人手、没钱。只能靠天吃饭。可这老天爷也不给面子，从开春到现在就下了两场雨，地都干透了。”
他站起身，指着周围一大片田地：“你看看，这周围少说上千亩地，都是我们这些流民去年开出来的。原来这里是戈壁滩，我们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朝廷说谁开荒谁种，我们拼了命开。可开了又怎样？没水，种不出来啊。北大河（今讨赖河）春夏水流旺盛，但是就凭借挑水浇地，也浇不了多少地。官府配发龙骨水车，配在原来的垦区。咱们这些农夫根本买不起。”
“那你们没找官府？”
“找了！”王老四声音突然拔高，随即又压低，像是怕人听见，“找了县里，县里说等郡里批；找了郡里，郡里说屯田司管；找了屯田司，屯田司说水利是工部的事。推来推去，最后谁都不管。”
李明的眉头拧成了疙瘩。他蹲下身，抓了一把地里的土——干得能捏成粉末，一搓就散。
“大哥，你们这些地，要是水跟上了，一亩能打多少？”
王老四眼睛一亮：“要是水跟上了，这地肥得很，一亩少说打两石！河西的地，只要有水，种啥成啥！”
两石。李明心中默算——河西良田若水源充足，亩产两石确实不难。可眼前这上千亩地，因为没水，恐怕连两斗都收不到。
“你们有多少人在这种地？”
“少说两百户吧，都是前两年从陇右逃难过来的。朝廷给分了地，说是我们的了。可地是分了，水呢？没有水，地就是荒地，分给我们有啥用？”
王老四说着，眼眶红了：“大人，您不知道，我们这些人是逃难过来的，老家遭了兵灾，什么都没有了。到了这边，朝廷给地，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以为总算有个活路了。可这一年下来，种子钱赔进去了，力气白费了，一家老小吃什么？喝什么？”
他抹了把眼泪，指着远处一片低矮的窝棚：“您看看，我们就住那些窝棚。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去年冬天冻死了三个孩子，还有一个老人，实在熬不住，上吊了。”
李明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那些窝棚根本不能叫房子，就是用树枝、茅草、泥巴糊弄起来的，歪歪斜斜，随时都可能塌。有的窝棚门口，妇人正用土灶做饭，灶里烧的不是柴，是干牛粪——因为山上的柴都被砍光了，连干牛粪都要省着用。
晨风吹过，扬起漫天尘土。那些窝棚在尘土中若隐若现，像一群垂死挣扎的困兽。
李明沉默了很久，从袖中取出一锭碎银子，塞进王老四手里。
王老四吓了一跳：“大人，这……”
“拿着，给孩子们买点吃的。”
王老四看着手里的银子，突然扑通一声跪下了，磕头如捣蒜：“大人，您是好人呐！您能不能帮我们问问官府，这水渠到底什么时候能修？我们不求别的，只求有水浇地，能吃饱饭，孩子不饿死……”
李明扶起他，声音有些发涩：“我答应你，水，一定会有的。”
王老四泪流满面，不知道这个陌生人的话是真是假，但有一线希望，总比没有强。
离开南郊屯田区，李明和宋繇折向东边，前往十里外的延寿县（今甘肃嘉峪关及酒泉西部一带）。县里有一个村子，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下有一间破败的土坯房，门上挂着一块歪歪斜斜的牌匾——“延寿乡学舍”。这是按照朝廷义务教育令设立的村学。
李明推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屋内光线昏暗，墙壁黄土剥落，露出里面的草筋。几张歪腿的桌凳，一块用锅底灰刷的黑板，地上坑坑洼洼。
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坐在讲台上备课，见有人进来，连忙起身。
“先生贵姓？”李明拱手。
“免贵姓赵，赵元。”年轻人有些拘谨，“二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