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的出租屋在城西，一片八十年代建的老居民区里。楼与楼之间挤得很近，电线在头顶织成密密麻麻的网，把天空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他的房间在六楼，没电梯。楼梯间的声控灯坏了大半，到了晚上，每上一层楼都要跺一下脚，灯亮一层，再跺一下，再亮一层。像一个人在黑暗里给自己壮胆。
房间不大。十平米多一点。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只电热水壶，壶身上积了一层薄薄的水垢。桌边的墙角立着一只行李箱，是他从老家带来的，十几年了，拉链头断了一只，用回形针别着。床单是深蓝色的，洗了很多次，边缘磨出了毛边。枕头只有一个，枕巾叠得方方正正。墙上挂着一本挂历，是加油站送的那种，印着山水画。挂历上没有任何标记——他没有需要特别记住的日子。
窗台上摆着一颗大白兔奶糖。糖纸有一点皱。是安安给他的。他舍不得吃。
这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回到出租屋。推开门，按亮灯，日光灯闪了几下才彻底亮起来，发出细微的嗡嗡声。他把车钥匙放在桌上，和电热水壶并排。脱掉外套，挂进衣柜里——衣柜里只有三件衬衫，两件白的，一件浅蓝的，全部朝着同一个方向。他在床边坐下来，弯腰解鞋带。皮鞋是公司发的，穿了半年，鞋面擦得干净，鞋底磨薄了一层。他把鞋脱下来并排放在床脚，鞋尖朝外。
然后他坐着。窗外的天色从深蓝变成灰蓝，再变成黑。对面楼的窗户一盏一盏亮起来。有人在炒菜，铁锅和锅铲碰撞的声音从某扇敞开的窗户里传出来，混着油烟的香味。楼上有人在放电视，是新闻联播结束后的天气预报。主持人说，明天晴，气温十八到二十六度。
他坐了很久。
手机响了。
不是消息提示音，是电话铃声。老式的、默认的那种叮铃铃。老周低头看了一眼屏幕。来电显示是一个本地的陌生号码。他接了。
“喂。”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不是那种没有声音的安静，是有人、但那个人在犹豫要不要开口的安静。老周的手指在手机壳上收紧了。他听得到对方的呼吸声。很轻，有一点急。
“……爸。是我。”
老周握着手机的手停在耳边。日光灯的嗡嗡声忽然变得很大。
“小军。”他说。
周军。他儿子。上次见面是十几年前。那时候小军十四岁，瘦，脖子细细的，喉结刚刚鼓起来。前妻拉着孩子的手站在火车站候车室里，小军低着头，从头到尾没有看他。老周把借来的三千块钱塞进前妻手里。前妻接了，没有数，放进口袋里。小军始终没有抬头。火车开走的时候，老周站在月台上，看着车窗。车窗是茶色的，他看不见里面。他不知道儿子有没有回头看他一眼。
后来他每年往那个早已停机的号码发一条短信。每年一条。“军军，爸爸在。”十几年，从来没收到过回复。
现在，儿子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变了很多。不再是十四岁时那种细细的、还没变声的嗓音。是一个成年男人的声音。有一点哑，像很久没说话。
“爸，我想在这边找工作。”
老周张了张嘴。喉结动了一下。
“好。”他说。“住我这儿。”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几秒。老周听到儿子呼吸的节奏变了一下。
“你那住得下吗？”
老周抬起头。他看着自己的房间。十平米。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门后面是他洗脸的塑料盆，盆里放着毛巾和漱口杯。窗台上那颗大白兔奶糖在路灯的微光里泛着暗暗的白。
“住得下。”他说。
挂了电话。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和车钥匙、电热水壶排成一行。日光灯还在嗡嗡地响。楼上天气预报播完了，换成了什么电视剧，模模糊糊的对白穿过楼板传下来。
老周站起来。
他走到门口，把门后面的塑料盆端起来，放到门外走廊上。然后把门边的空地扫了扫，又拖了一遍。拖把是旧的，布条已经洗得发灰，但拧得很干。他把地拖了两遍。
然后他站在房间里，看着那张床。
床是一米二的。一个人睡刚刚好。两个人——睡不下。除非一个人打地铺。他打开衣柜，把最底层的东西拿出来。一件旧军大衣，叠得方方正正，十几年没穿过了，樟脑球的味道很重。他把军大衣抖开，铺在床边的地上。蹲下来，用手掌按了按。硬。水泥地面透过大衣的布料，硌着他的掌心。
他又从衣柜里找出一条备用的薄被子。被子是去年冬天公司发的劳保用品，他一直没舍得拆。他把塑料袋拆开，被子叠成两折，铺在军大衣上面。再按了按。还是硬。但比刚才好一点了。
他蹲在那里，看着这个地铺。军大衣的袖子从被子边缘露出来一截，袖口磨得发亮。这件大衣跟了他很多年。退伍那年发的。穿着它上过火车，下过工地，在桥洞里过过夜。后来不穿了，但一直带着。从一个出租屋搬到另一个出租屋。说不清为什么留着。大概是因为，它是他身上唯一一件和“过去”有关的东西。
他把那截袖子塞进被子底下，塞好。
然后他去收拾桌子。把电热水壶往左边挪了一点，把车钥匙收进抽屉里，把桌面擦了一遍。又把窗台上那颗大白兔奶糖拿起来，看了看，放回原处。安安给他的时候说“周叔叔吃糖会开心”。他没有吃。他怕吃了，就没有了。
做完这些，他又在床边坐下来。地铺铺在床和衣柜之间，窄窄的一条，刚好躺下一个人。他试了试。躺下去，肩膀几乎碰到床沿和衣柜门。翻身的时候，胳膊肘会磕到地面。军大衣垫在底下，硌人的感觉透过被子和衣料，从脊背传上来。他躺着，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蹲着的猫。每天睡前他都看着它。
他在想，儿子睡床上，被子够不够厚。晚上会不会冷。枕头要不要再去买一个。楼下超市就有，三十块钱一个。
他在想，儿子喜欢吃什么。十几年前，小军喜欢吃红烧肉。前妻做红烧肉的时候，小军会搬个小凳子坐在厨房门口等。肉还没出锅，他已经把筷子拿在手里了。老周每次下工回来，一推开门，红烧肉的香味就扑过来。小军跑过来，仰着脸喊：“爸，今天有红烧肉！”那时候他以为，这样的日子会过一辈子。
他在想，儿子现在长什么样了。电话里的声音是哑的。是工作累的，还是本来就哑了。他抽烟吗。喝酒吗。这些年过年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人给他包饺子。他一个人在外面，生病了谁给他倒水。
他躺在地铺上，手搭在胸口。天花板上的猫看着他。楼上的电视剧还在放，女主角在哭，哭得很响。隔壁炒菜的味道从门缝里飘进来，青椒肉丝。他闭上眼睛。水泥地面的凉意透过军大衣，透过被子，慢慢地渗进他的脊背。他没有动。
第二天早上。老周比平时起得更早。他把地铺收起来，军大衣叠好，被子叠好，放进衣柜底层。关上柜门。房间里看不出有人打过地铺的痕迹。他去走廊尽头的水房洗漱。水房是公用的，一排三个水龙头，墙上的镜子裂了一道缝。他刷牙，洗脸，刮胡子。镜子里的他，眼睛底下有一圈青。
他用冷水拍了拍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