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笼里的包子冒着白气，老板娘掀开盖子，一团热雾扑在脸上。她麻利地用夹子夹出两个鲜肉包、一个豆沙包，装进塑料袋，递给排在前面的大姐。大姐扫码、接过、走人，全程不超过三十秒。

“下一个！”

孙倩往前跨了一步。她掏出手机，扫了摊位上贴着的二维码。“两个包子，一杯豆浆。”

“啥馅儿？”

“鲜肉。”

老板娘从蒸笼里又夹出两个，和豆浆一起递过来。“六块。”

孙倩接过袋子，转身离开。包子隔着塑料袋烫着她的手指，她换了一只手拎着，把豆浆夹在胳膊底下。走了几步，她停下来，从包里掏出一包纸巾，抽了一张垫在塑料袋提手上，这才重新拎起来。

这个城市叫安宜。她来之前查过地图，不大，人口七八十万，和省城隔了两个小时的车程。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河，叫安河。有一座据说很灵的庙，叫安宜寺。有几条老街，周末的时候会摆满地摊。

她选这里没有特别的理由。那天在长途汽车站，售票窗口的大姐问她去哪，她看着滚动的班次表，目光停在“安宜”两个字上，就说：“这个。”

车开了三个小时。她靠窗坐着，窗外的高速公路、农田、厂房飞速后退。天黑了，路灯亮起来，一盏一盏连成线。她手里攥着那张照片——安安抹陈默奶油的生日照。攥了一路，手心全是汗。

到安宜是晚上九点多。她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馆，六十块一晚。房间小得转不开身，墙皮翘起来一块，空调遥控器是坏的。她没开空调，躺在床上，听着隔壁电视传过来的声音——是个相亲节目，女嘉宾在笑。她盯着天花板上的一道裂缝，很久，然后闭上眼睛。

第二天她开始找房子。在安河边上的一片老居民区里，她找到了一间月租六百的单间。六楼，没电梯。房间十来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塑料衣柜、一扇朝北的窗。公共厕所在走廊尽头，洗澡要去楼下的公共浴室。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姓吴，头发花白，说话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她看了孙倩一眼，问：“一个人住？”

“一个人。”

“做什么的？”

“还没找。在找。”

吴老太点了点头，没有多问。收了押一付一的钱，把钥匙给她，又加了一句：“垃圾别放门口。楼下有垃圾桶。”

孙倩说好。

那天下午她去买了一床被子、一个枕头、一条床单。超市打折区，三件套加起来一百二。她又买了一个塑料盆、一条毛巾、一双拖鞋、一个烧水壶。结账的时候，收银员扫完码，报了一个数字。她打开手机银行看了一眼余额——还有四千多块。她付了钱，拎着两大袋东西走回出租屋。

六楼。她爬一层歇一口气。爬到第四层的时候，塑料袋提手勒得手心生疼。她把袋子放下来，甩了甩手，然后拎起来继续爬。

到门口，掏出钥匙开门。门锁有点涩，拧了两下才开。她走进去，把东西放下，站在房间中央。

十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塑料衣柜，一扇朝北的窗。

她把被子铺在床上，枕头摆好。床单有点皱，她用手抚平了，又抚了一遍。然后把烧水壶放在桌上，插上电试了一下，指示灯亮了。她拔掉插头，把毛巾和拖鞋放进塑料盆里。

然后她在床边坐了下来。

窗外是另一栋居民楼的外墙，灰扑扑的，挂满了空调外机和晾晒的衣物。阳光照不进来。她坐了很久，直到天色暗下来，房间里的光线一点一点变灰。

手机震了一下。是周姐——奶茶店的老板娘。

“小孙，明天九点上班。别迟到。”

她回了一个“好”字。

那是她来安宜的第五天。工作找到了。在一条叫文昌街的商业街上，一家叫“暖茶”的奶茶店。

找到这份工作纯属运气。她第三天在街上转，看到暖茶门口贴着招聘启事——“招店员，月薪2800，包吃不包住”。她推门进去，店里只有一个人——四十多岁的女人，短发，穿着围裙，正在擦操作台。

“应聘？”女人抬起头。

“是。”

女人打量了她一眼。“以前做过吗？”

孙倩顿了一下。

她做过。她做过四年服装店店长。从店员做到店长，管理四个员工，负责进货、陈列、做账、带新人。她卖的衣服，一件几百块，旺季的时候一天能卖出去三四十件。她知道怎么和顾客说话，怎么搭配，怎么让人心甘情愿多买一件。

但她说的不是这个。

“没有。”她说，“以前没做过。”

女人又看了她一眼。那一眼有点久，像在看什么，又像什么都没看。

“多大了？”

“三十二。”

“住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