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的出租屋在城北，一片九十年代的职工家属区里。楼是六层的红砖楼，外墙的墙皮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土黄色的砂浆。楼梯间的声控灯坏了大半年，没有人修。他每天晚上收车回来，把奔驰停在小区的空地上——那块空地本来是花坛，水泥边缘还留着，里面没有花，停着三辆电动车和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奔驰停进去的时候，车头探出花坛边缘一截，车标在月光里反着光。邻居们早就见怪不怪了。开奔驰的司机，住红砖楼。这个城市里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的房间在五楼，一室一厅，月租六百。客厅的窗对着另一栋楼的山墙，墙面上爬满了爬山虎。秋天爬山虎的叶子红了，从下面往上看，整面墙像被火烧过。他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门开了。玄关的灯是他自己装的，一根电线从天花板上吊下来，接一个螺口灯泡。拉线开关垂在门框边上，他摸到拉线，拉了一下。灯泡亮了，昏黄的，把玄关地上那双布鞋的影子投在墙上。
他把布鞋脱了，换上拖鞋。拖鞋是蓝色的塑料拖鞋，超市买的，九块九。左脚那只后跟磨歪了——他走路重心偏左，和抱孩子有关。把今天的车费流水记在墙上的日历上。日历是加油站送的，上面印着“中国石化”的红字。每一个日期下面都写着一行小字——公里数，油耗，陈默的行程。他不习惯用手机记。手指头粗，屏幕上的按键太小，总是按错。用笔写，笔尖落在纸面上，有阻力，有声音，写错了划一道线重写。踏实。
写完，他把笔插回日历的塑料封套里。走到厨房，拧开水龙头，接了一壶水坐在煤气灶上。煤气灶是单头的，打火开关不太好使，要按住转好几下才着。他蹲下去，手按着开关，耳朵凑近灶眼。转了四下——“噗”的一声，蓝火苗从灶眼里蹿出来，舔着壶底。他站起来，膝盖响了一声。左膝。
水烧开要一会儿。他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窗外的爬山虎。秋天了，叶子红了一半，绿的一半。红的是朝着太阳的那面，绿的是背阴的那面。同一根藤上，叶子不同命。他看了很多年爬山虎，从春天看到冬天。春天发芽，嫩红色的小叶片从老藤的节上冒出来，像婴儿攥紧的拳头。夏天疯长，一夜之间能爬出去一拃长，把整面墙盖成绿的。秋天叶子变红，从边缘开始红，一点一点往叶心里烧。冬天叶子落光，只剩下褐色的藤，贴在墙上像干涸的血管。他每年都看。年年一样，年年不一样。
水开了。壶盖被蒸汽顶起来，发出“咯咯咯”的声响。他把煤气关了，把开水冲进暖瓶里。暖瓶是老的，铁皮外壳，上面印着一朵牡丹花。牡丹的花瓣掉了一块漆，露出底下银灰色的铁皮。那是他退伍那年带回来的，用了二十多年。瓶塞是软木的，用久了变小了，塞不紧，他裹了一层布缠在上面。布是从旧背心上剪下来的，白色的，洗了很多遍，变成灰白色。
他倒了一杯开水，端到客厅。客厅里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台电视机。电视机是房东留下的，老式液晶，屏幕上有两道竖线，一道红的，一道绿的。看人的时候，脸上永远挂着那两道线。他不在乎。他不看电视里的人脸。他看新闻，看天气预报，看本地台的寻人启事。寻人启事上走丢的老人，他一个一个地看他们的脸。看了很多年，没有一个是他认识的。他还是看。
今天他没有开电视。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把水杯放在桌上。杯口冒着白汽。他看着她。不是在看什么，就是看着白汽升起来，散开，消失在空气里。像他这十几年来的很多个夜晚。白汽升起来，散开。天亮了。出车。
手机在裤兜里震的时候，他以为是陈默。这个点陈默有时候会发消息，说第二天不用来接，他自己送安安。老周掏出手机。屏幕亮起。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外地号，没有存过。他接起来。
“喂。”
对面没有声音。不是静音，是有人在呼吸。那种呼吸声不是打电话时正常的背景音——是屏住气又松开、松开又屏住的声音。像一个人站在很高的地方，往下看，想跳又不想跳。老周的手握紧了手机。他没有再问“喂”。他等着。十几年的兵，五十岁的司机，他知道有些话需要等。等对方把气捋顺了，把心放回肚子里，把那个压在舌根底下很多年的字从喉咙里推出来。
“爸。”
一个字。从他手机听筒里传出来，被千山万水的信号压缩过、延迟过、削薄过。但他听出来了。不是听出音色——十几年了，他儿子变声了，从童声变成少年声，从少年声变成现在这个低沉的、被烟熏过的成年男人的声音。他没听过这个声音。但他听出来了。因为会叫他“爸”的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
老周的手开始抖。
不是整个手抖，是握手机的那只手，手指。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五根手指，一根一根地、不受控制地、像被电流穿过一样地抖。他把左手加上去，两只手捧着手机，像捧着一只刚落地的、还没睁开眼睛的雀。手机壳是黑色的，硅胶的，磨得发亮。他捧着她。手指还在抖。
“……是我。”电话那头的声音又响起来。两个字中间隔了一次呼吸。“周平。”
周平。他儿子叫周平。平平安安的平。名字是他起的。他媳妇怀孩子的时候，他还在部队。写信回去，信纸是从连部领的，抬头印着部队的番号。他用圆珠笔写，字很大，一笔一划。“要是男孩，就叫周平。平平安安的平。”媳妇回信说好。信纸是从供销社买的，粉红色的，上面印着一朵牡丹花。和他暖瓶上那朵一模一样。他把信叠成小方块，放在军装胸口的衣兜里，贴着心脏。拉练的时候汗把信纸洇湿了，牡丹花洇开来，粉红色染在军装内衬上。他洗了很多遍没洗掉。后来那件军装穿烂了，他把那一块内衬剪下来，一直留着。后来搬家搬丢了。
平平安安。他儿子没有平安。
他欠了儿子十几年。不是钱，是日子。儿子第一次走路，他没看见。儿子第一次换牙，他没看见。儿子第一天上学，他没看见。儿子被同学欺负了，回家没人说，他没看见。儿子初中毕业照，站在最后一排最左边，下巴微微扬着，像他年轻的时候。那张照片是前妻寄给他的。寄到部队，信封上写着他的番号。他拆开，照片从信封里滑出来，落在值班室的水泥地上。他捡起来，用袖子擦掉照片上的灰。儿子的脸被灰蹭花了一道。他用手指抹，抹不掉。那道灰留在了照片上，留在了儿子十四岁的左脸颊上。
他把那张照片放在军装胸口的衣兜里。和媳妇那封粉红色的信放在一起。后来一起搬丢了。
“你——”他的声音从嗓子里出来的时候，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不是哭，是太久没有叫过这个名字。舌头找不到那两个字的形状。“你还好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不是不说话，是吞咽。喉结在电话那头滚动的声音，被千山万水的信号压缩成一声很轻的、闷闷的响。像一块石头从井口扔下去，过了很久，井底传回来一声“咚”。
“不好。”周平说。“爸，我欠了债。”
老周捧着手机的双手，不抖了。不是不怕了，是“债”这个字让他从父亲变回了兵。兵不抖。兵在听到命令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执行。
“什么债。”
“创业失败。”周平的声音低下去。“在南方，跟人合伙开了一家汽修店。我出技术，他出店面。前半年还行，后半年他拿着钱跑了。房租欠了三个月，供货商的货款没结，工人工资发不出来。”他停了一下。“不是赌债。爸，不是赌。”
最后四个字，他加了重音。像小时候被冤枉了，梗着脖子跟他妈说“不是我”。他妈不信。他梗着脖子，眼泪在眼眶里转，不掉下来。
老周信。不是因为他听了儿子的解释，是因为周平说“不是赌”的时候，声音里那种东西——不是辩解，是怕被误解。怕到要把这两个字单独拎出来，放在句子的最后，用牙咬着，一个字一个字递过来。他信了。
“欠了多少。”
“八万。”
八万。老周在心里把这个数字默了一遍。不是很大。他给陈默开车，月薪七千，包吃住。吃在陈默家，住在红砖楼。一个月攒五千，十六个月。不是还不起的数目。但他知道，儿子走投无路了才会打这个电话。十几年不联系的父亲，在手机通讯录里大概连名字都没有存，大概是翻遍了所有能借的人、所有能贷的平台、所有能张口的亲戚朋友，翻到通讯录最底，看到一个没有名字的号码。拨出去。他不知道那是谁的号码。他大概试了很多次，每次拨通之前都挂了。今天没有挂。
“账号发给我。”
他说这五个字的时候，声音是稳的。和他倒车时看后视镜的眼神一样稳。左脸比右脸黑一个色号的那半边脸，贴在手机屏幕上，颧骨上的茧被屏幕的微光照亮。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次不是吞咽，是呼吸。呼吸声从千山万水之外传过来，被信号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断断续续，像收音机没调准频率时的声音。沙沙的，在那些沙沙声的缝隙里，老周听见了一声很轻的、几乎被压缩掉的——“爸”。
不是叫他。是周平自己在叫。叫给自己听的。像一个人走夜路，嘴里念叨着家里的地址。怕忘了。
“我……”周平的声音又响起来。只说了一个字，后面的话断了。然后他把电话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