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把手机从耳边拿开。屏幕亮着，通话结束，陌生号码停在最近通话的最上面。他盯着那串数字。十一位，前三位是区号，南方某个城市的。他把那串数字看了一遍，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没有存。不是不想存，是记在脑子里了。当兵的时候背过很多号码，部队的、连部的、指导员的、战友的。退伍之后忘了很多。但这十一个数字他不会忘了。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上。杯口的热气已经不冒了，水凉了。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凉白开，从喉咙凉到胃。

他站起来。走到卧室。卧室很小，放一张床，一个衣柜，就没有转身的地方了。床是木板床，床头柜是一只塑料收纳箱，倒扣着。上面放着一盏台灯、一盒烟、一只烟灰缸。烟灰缸是玻璃的，印着某家白酒的牌子，缸底沉着几颗烟头和一层细细的烟灰。他在床边坐下来。床板响了一声。弹簧老化了，他这些年一个人睡，把左边的那几根弹簧睡塌了。人往左边歪。他没有换床垫，歪着睡习惯了。

他把手机银行打开。屏幕的光照在他脸上，把左脸那片被方向盘晒出来的深色皮肤照得更深，把右脸照成青白色。登陆密码是他退伍那天的日期。八月一号。不是故意选的，是那年八月一号，他背着铺盖卷从军营走出来，回头看了一眼大门。门口的哨兵给他敬了一个礼。他还了一个。转身走了。走了很远，没有回头。

余额：九万三千四百一十七块六毛。

他把这个数字看了很久。不是犹豫，是看。像看爬山虎的叶子从绿变红，像看暖瓶上的牡丹花掉了漆。他看了很久。然后点开转账。输入那十一个数字。周平的账号。开户行在南方。他从电话区号里猜出来的。

金额：。附言栏。他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拼音输入法，他不太会用。手指头粗，总是按错键。他把“不用还”三个字打了四遍。第一遍打成“不要还”，删了。第二遍打成“不用还”，多了一个空格。第三遍他把空格删了。第四遍他把句号也删了，只剩下三个字。不用还。光标跳到附言栏的下一行。他又打了三个字。“好好过。”

他把附言栏里这六个字看了三遍。“不用还。好好过。”六个字。两个句号。他这辈子给儿子写过两封信。第一封是儿子出生前，他在信纸上写“就叫周平。平平安安的平”。第二封是离婚那年，他在信纸上写“我对不起你们母子”。那封信没有寄出去。他不知道寄到哪里。前妻带着儿子走了，没有留地址。他把那封信折成小方块，放在军装胸口的衣兜里。后来和粉红色的信、和儿子十四岁的毕业照一起，搬丢了。

手指按在确认键上。屏幕弹出指纹验证。他把右手拇指按上去。指腹上的老茧——方向盘磨的、挡位杆磨的、八年六十万公里磨出来的——压在手机屏幕的指纹识别区。识别了三秒。转账成功。

他把手机放在塑料收纳箱上，屏幕朝下。烟灰缸旁边。然后他躺下来。床垫往左边陷下去，他的身体跟着往左边歪。弹簧在身下发出一声悠长的、金属疲劳的呻吟。他歪着躺在那里。天花板是水泥的，没有吊顶，楼板接缝的地方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墙角爬到灯座。他盯着那道裂缝。和孙倩盯着她房间天花板上的裂缝一样。和陈默盯着他出租屋天花板上的裂缝一样。这座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老房子的天花板上都有裂缝。裂缝里住着很多没有说出口的话。

窗外有汽车驶过的声音。轮胎碾过小区的水泥路面，车灯的光从窗帘缝隙里扫进来，在天花板上划了一道。从左到右。消失了。房间重新暗下来。台灯的光是昏黄的，照在烟灰缸上，把玻璃缸底那层烟灰照成淡金色。

他把手伸进裤兜里。手指碰到一个东西。凉的，硬的，塑料包装纸的边缘微微扎手。他把它摸出来。

一颗糖。

橘色的水果糖，透明的塑料纸包着，两头拧着，像一只很小的蝴蝶。幼儿园发的。安安给他的。那天他接安安放学，安安从教室里跑出来，手里举着这颗糖。“周叔叔，今天老师发糖了。我有一颗。给你。”他蹲下来，把安安抱上车。安安把糖塞进他手心里。小小的，被安安的掌心捂热了。他没有吃，放在口袋里。每天换裤子的时候，从这条口袋换到那条口袋。糖纸被钥匙磨得起了毛，安安的掌温早就散尽了。

他把糖举到台灯底下。橘色的水果糖在昏黄的光里是琥珀色的。糖纸上印着一只小熊，小熊手里抱着一颗更大的糖。他把糖放在枕头边上。塑料糖纸碰着枕巾，发出很细很细的、塑料摩擦棉布的声响。

天花板上的裂缝从墙角爬到灯座。他的眼睛跟着那条裂缝走。走了几个来回。眼皮沉下来。他歪在床垫左边，睡着了。枕头边上放着一颗橘色的糖。小熊抱着更大的糖。

手机在塑料收纳箱上，屏幕朝下。银行发来的扣款短信亮了一下，暗了。屏幕上落了一层从台灯光里飘过来的、细细的、看不见的灰。窗外，爬山虎的红叶子在夜风里轻轻晃。同一根藤上，绿的那面朝着墙，红的那面朝着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