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最难。”

“因为前头那四类，怕的东西各位都能给一样回话。”

“怕判的，各位可以把政策说给他听。”

“怕债的，各位可以告诉他哪些算哪些不算。”

“怕家里知道的，各位可以说家里现在什么样。”

“怕没活路的，各位可以说回来以后怎么安顿。”

“这四样，说了未必管用。”

“可说了，他心里有一样东西动一下。”

“那六十三个不一样。”

“他们不是怕。”

“他们是不信。”

屋里那一片小声说话的声音，这会儿低了一点。

有人把话筒放下了。

靠窗那一桌有个女警，二十七八，面前摊着一个本子。她这个上午打了十一通电话，本子上记了十一行。

她把笔停住了。

她这一个星期打过三回第五块上的人。三回都是一样：接通，她说，对面听着，然后挂。

她一直以为是自己说得不好。

“不信什么。”姓詹的说。

“不信电话那一头说的话。”

“不管那一头是谁。”

“他们这一年半载，听过太多回好话了。”

“把他们弄过去的那一句，就是好话。”

“各位现在说的也是好话。”

“他分不出来。”

“他分不出来的时候，他就一律不信。”

“这一样怪不着他。”

“换了我，我也不信。”

姓詹的站在桌子边上。

十一点五十二分。

他手里那沓表垂下去了。

“先把墙重贴。”他说。

“按四类加一样，重贴。”

“今天贴完。”

墙重贴完了。

从左往右五块。

第一块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