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是慢慢来的。

人从“忍着”到“忍不了”，中间隔着很多个日子。每个日子里都有一些很小的事情。小到你单独拿出来看，觉得不值一提。但它们一件一件叠起来。叠多了就塌了。

托马索的那个临界点是在一月底。

那天他照常去排队。排了大约四十分钟。轮到他的时候，发面包的人，一个行会雇来的跛脚老头把最后一块面包递给他前面那个女人。

然后跛脚老头看了看空了的筐子。

“没了。”

托马索站在那里。

他身后还有十几个人。

“明天再来。”跛脚老头说。

那十几个人站了一会儿。有的骂了两句。有的转身走了。有一个老太太站在那里不动，嘴唇在抖，没出声。

托马索也走了。

他走了大约三十步。然后他停下来。

他不知道为什么停下来。

他站在巷子中间。两边是灰色的墙。墙上有水渍。有裂缝。有不知道谁画的一个歪歪扭扭的十字。

他站在那里想了一会儿。

他想的不是面包。

他想的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简单。简单到他觉得自己以前应该想过，但好像一直没有真正停下来想。

为什么是我们死。

不是“为什么有人死”。瘟疫来了嘛，人当然会死。天主的惩罚嘛。大洪水嘛。先知预言过了嘛。

而是为什么是“我们”。

为什么南岸死的比北岸多。

北岸有石灰。南岸没有。

北岸有醋水。南岸没有。

北岸有哨卡。南岸没有。

北岸有告示。南岸没有。

北岸有干净的水。南岸没有。

北岸有仓库，里面堆着粮食。南岸有面包发放站，每天三百份发霉的黑面包。

先知在阿维尼翁。先知的规矩在北岸。先知的恩典在北岸。

南岸有什么？

“行会关心你。”

托马索站在巷子里。

两边的墙把天空挤成一条缝。天是灰白色的。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他忽然觉得很累。

从里面往外涌的累。

他从十三岁开始干活。九年的染工。九年的碱水蒸汽。九年的靛蓝指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