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

金十字旅馆。

房间里没点灯。昏暗得只能看清家具的轮廓。

薄伽丘解开布包袱，拿出里面的羊皮纸手稿。

《十日谈》。

他翻开最上面的封皮。

第一天。第一个故事。

那个叫恰佩莱托的无赖恶棍。一辈子放高利贷、作伪证、杀人越货。临死前，为了不连累收留自己的朋友，用极其高超的谎言和伪装，欺骗了来听他忏悔的愚蠢神父。

神父被感动得痛哭流涕。恰佩莱托死后，不仅被葬在教堂里，甚至还被当地信徒当成了创造神迹的圣徒来膜拜。

这是薄伽丘写得最得意的一篇。

把教士的愚蠢、教会的虚伪、人性的荒诞，撕得粉碎。

在1348年。当佛罗伦萨满大街都是没人收的尸体，当神父带头逃跑、任由羊群在瘟疫中绝望等死的时候。

这个故事，好笑极了。

薄伽丘抚摸着羊皮纸上的墨迹。

脑子里，全是今天在接种站广场上，那个瘦弱母亲眼底的“确信”。全是乔瓦尼那句“行动比眼泪更接近神”。

1348年，嘲笑是最好的武器，因为除了嘲笑什么都做不了。

但在1350年。

在这个阿维尼翁。

在这个所有人都被明码标价、连生命都被装进契约、却偏偏能让几万人活下去的新秩序里。

这个嘲讽教会的笑话，显得如此轻飘飘。

薄伽丘拿过旁边的一根炭笔。

盯着自己写下的那段神父痛哭流涕的描写。

用力写下了一行小字。

“如果嘲笑不能救人，嘲笑还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