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的儿子是坐长途大巴来的。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二，下午三点四十分。老周跟陈默请了假，把奔驰停在地下车库，车衣罩好，四个角掖进轮胎底下。车衣是灰色的，用久了，驾驶座那一侧的门把手位置磨出一个洞。他用针线缝过，灰色线缝在灰色布上，针脚歪歪的，像一道愈合之后留下疤痕的伤口。他把那个洞摸了很久。然后走出车库。

他坐公交车去客运站。102路，从江湾壹号门口上车，坐到终点站。公交车很空，他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窗玻璃上有一道划痕，从左上角斜到右下角，被阳光照成一道细细的、透明的疤。他看着那道疤。公交车从江边开过，江面在窗外一截一截地退。挖沙船今天没有作业，抓斗收在半空，像一只握着但不知道该往哪里放的手。

客运站在城西。灰扑扑的两层楼，外墙贴着白色瓷砖，瓷砖缝里长着青苔。门口拉客的摩托车司机蹲成一排，有人抽烟，有人低头看手机。老周从他们中间穿过去，布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候车大厅的椅子上坐满了人，地上堆着编织袋、塑料桶、用绳子捆在一起的鞋盒。空气里混着泡面味、烟味和公厕漂白粉的味道。他站在出站口，铁栅栏外面。栅栏的漆是蓝色的，被人靠过太多次，靠出一块一块银灰色的底色。

大巴车进站的时候，卷起一阵灰。车门打开，乘客一个一个往下走。拎着编织袋的女人，抱着孩子的年轻夫妻，扛着蛇皮袋的老人。老周一个一个看过去。不是用眼睛找，是用心。他已经十几年没见过儿子了。十几年前，周平十四岁，初中毕业照上站在最后一排最左边，下巴微微扬着，像他年轻的时候。那张照片后来搬丢了。

一个年轻男人从车门里出来。二十多岁，瘦，颧骨凸着，眼窝凹着。穿着黑色的棉服，拉链拉到最上面，领口竖起来。棉服的袖口磨得发亮，左肩膀上有一小块洗不掉的污渍，酱油色，边缘深中间浅。他背着一只双肩包，包的拉链坏了一半，用一根黑色的鞋带系着。他站在大巴车旁边，抬起头，看着客运站的钟楼。钟楼的指针指着三点四十分。实际上已经三点五十了，钟早就停了。他不知道，老周也不知道。

老周看着他。他比老周想象中老。不是年龄，是眼睛。二十多岁的人，眼睛里不该有那种东西——不是疲惫，是“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还是会走过去”的那种认命。像一个人站在月台上，明知道这趟车不到他想去的地方，还是上了车。因为月台风太大了。

“周平。”老周叫他的名字。声音从铁栅栏这头传过去，被候车大厅的广播声、拉客摩托车的喇叭声、编织袋拖过地面的摩擦声削薄了，传到周平耳朵里的时候只剩下很轻的一片。但他听见了。他把目光从停了的钟楼上移开，移到铁栅栏后面。那个男人站在那里。灰色的夹克，藏青色的裤子，布鞋。左脸比右脸黑一个色号。颧骨上有两团被方向盘磨出来的茧。他的手握着铁栅栏的横杆，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干干净净。

周平走过去。双肩包上的鞋带一颠一颠。他走到铁栅栏前面，隔着那道蓝色的、被无数人靠过的栏杆，站住了。“爸。”他说。一个字。老周的手从横杆上松开。他想伸过去，又收回来了。铁栅栏的间隔很窄，伸不过去。不是手伸不过去，是不知道伸过去之后该放在哪里。

“钱我会还的。”周平说。他把双肩包从背上卸下来，放在脚边。鞋带系着的拉链缝隙里，露出里面叠着的换洗衣服。衣服叠得不整齐，领口翻在外面。“八万。我会还的。”老周看着他。他儿子的手握着双肩包的背带，握得很紧。手背上有一道疤，不是烟烫的，是刀划的。伤口已经好了，疤是粉红色的，微微凸起，从虎口斜到手背中间。做汽修的人，手上都会有这种疤。扳手打滑，螺丝刀戳空，美工刀划破纸箱的时候用力过猛。每一道疤都是一次失误。失误多了，就成了手艺。

“不用还。”老周说。他从铁栅栏的这头绕出去，绕到出站口外面。周平站在那里，双肩包拎在手里。老周走到他面前，伸手把那只包接过来。周平没有松手，老周也没有用力拽。两个人的手同时握在包带上，一只布满老茧，一只布满新疤。“坐。”老周说。他松开包带，往客运站门口走。周平跟在后面。双肩包在老周肩膀上，鞋带在拉链头上晃来晃去。

他们没有去饭店。老周把周平带回了出租屋。红砖楼，五楼。楼梯间的声控灯坏了大半年。老周走在前面，周平跟在后面。两个人的脚步踩在水磨石台阶上，一个沉一个轻。沉的左膝响了一声，轻的没有响。老周在三楼的转角停下来。走廊尽头那扇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冬天，叶子落光了，只剩下褐色的藤，贴着墙壁，像干涸的血管。“小心台阶。”他说。没有回头。周平“嗯”了一声。

五楼。老周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门开了。玄关的灯泡昏黄地亮着，照在那双蓝色塑料拖鞋上。鞋柜上放着另一双，灰色，新的，标签还没有剪。老周把灰色拖鞋放在周平脚边。周平换了鞋。他的袜子是深色的，脚踝上有一圈松紧带勒出的印子。老周看了一眼，把目光移开了。

房间很小。客厅的窗对着另一栋楼的山墙。爬山虎的藤在窗框上缘探出一截，褐色的，光秃秃的。周平坐在椅子上。那把椅子老周每天晚上坐在上面泡脚。椅面是人造革的，中间塌下去一小块，被他坐了很多年，坐出了臀部的形状。周平坐下去，身体往那个凹陷里陷进去。和他父亲的形状不贴合。他比他父亲瘦。

老周去厨房烧水。煤气灶单头的，打火开关不太好使，他蹲下去转了四下才着。蓝火苗舔着壶底。他把水壶坐在灶上，靠在厨房门框上等水开。水开了，壶盖被蒸汽顶起来，“咯咯咯”地响。他把开水冲进暖瓶里。牡丹花的铁皮暖瓶，花瓣掉了一块漆。他倒了杯水，端到客厅，放在周平面前。搪瓷杯，白底蓝边，杯沿上有一小块磕碰的锈迹。周平把杯子握在手里。热气扑在他脸上。

沉默了很久。窗外的爬山虎藤在风里轻轻蹭着玻璃，发出极细的、枝梢划过玻璃的声响。老周坐在床沿上。床垫往左边歪，他的身体跟着往左边歪。他看着周平握着搪瓷杯的手。手背上那道粉红色的疤在热气里颜色变深了一点。“你妈呢。”他的声音从床沿传过来。周平把搪瓷杯转了一圈。杯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很轻的、瓷碰木头的声响。“改嫁了。很多年了。”

老周点了一下头。不是点给周平看的，是点给自己看的。他想起离婚那年，前妻把周平抱走了。孩子趴在她肩膀上，脸朝着他。没有哭，只是看着他。那时候周平三岁。他站在部队门口，穿着军装，军装的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他想伸手，手抬到一半，放下来了。“她对你好吗。”周平把搪瓷杯端起来，喝了一口。水是烫的，他喝得很小口，嘴唇碰着水面，吸了一点点。“还行。”搪瓷杯放下来。杯底在桌面上又发出一声轻响。

又沉默了。窗外的天正在从灰白变成灰蓝。爬山虎的藤在玻璃上的影子越来越淡。老周的手放在膝盖上。左膝，半月板撕裂过的那只。阴天会疼，熬夜会疼，坐低凳子会响。今天不阴，他没有熬夜，坐的是床沿。但膝盖在疼。不是膝盖在疼。是他把周平那八万块转过去之后，每天晚上收车回来，坐在床沿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屏幕朝下。他没有等周平的电话。周平也没有打。现在周平坐在他面前，手里握着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搪瓷杯。杯沿那块锈迹，是他退伍那年磕的。不小心掉在地上，搪瓷崩了一小块，露出底下的铁胎。铁胎遇到水，慢慢生锈。锈了二十多年，锈迹从一小点变成一小片，从边缘往杯底蔓延。他没有扔。

“我现在给一个老板开车。”老周忽然说。他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很大，把自己也吓了一跳。他咳了一声，声音放低了。“他有个儿子，四岁。叫安安。”周平抬起头。老周的目光没有看他，看着窗外的爬山虎藤。“很懂事。”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又低了一点。低到周平要微微往前倾才能听清。“懂事”两个字从老周嘴里出来，被爬山虎藤蹭玻璃的声音托着。他说安安懂事。安安把煎蛋分给他，把幼儿园发的糖塞进他手心里，画了一幅画送给他，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周叔叔谢谢你”。安安蹲在江边捡鹅卵石，说“周叔叔你晚上把这个放在枕头底下，睡得稳”。他把鹅卵石压在枕头底下。真的睡得稳。

周平看着老周。他父亲坐在床沿上，身体往左边歪着。左脸比右脸深一个色号。颧骨上的茧在暮色里是暗红色的。他说“很懂事”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抿。是那种——自己没有得到过的东西，看着别人得到，心里说不清是欣慰还是羡慕——的抿。周平把搪瓷杯里的水喝完了。杯底剩着一小层水垢，白色的，被热水泡开了，在水里打着旋。他把杯子放在桌上。

“爸。我想见见。”老周抬起头。“见谁。”“你老板。还有那个孩子。”周平把搪瓷杯往前推了一下。杯底和桌面发出很轻的摩擦声。“我想看看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老周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周平手背上那道疤。粉红色的，微微凸起。从虎口斜到手背中间。他想问怎么弄的，没有问。有些疤，问比不问更疼。他站起来。膝盖响了一声。左膝。“走。”他把灰色夹克的拉链拉上。拉链头不太好使，拉到胸口卡住了，他没有再拉。周平站起来，跟在他后面。双肩包留在椅子上，鞋带垂在拉链外面。

老周带周平去了江湾壹号。他没有提前跟陈默说。不是忘了，是不确定。不确定周平到了门口会不会转身走，不确定陈默看到周平会说什么，不确定自己站在他们中间，是该往左边站还是往右边站。他把车钥匙从口袋里掏出来。奔驰的钥匙，黑色的，遥控器上的标志磨得发白。他按了一下解锁键。车灯在暮色里亮了一下，又灭了。他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周平坐进副驾驶。座椅是皮的，他坐下去的时候身体僵了一下，像怕把皮面坐皱。老周把车发动。发动机的声音很低，几乎听不见。和102路公交车的发动机不一样，和长途大巴的发动机不一样。

车从红砖楼小区开出去，经过菜市场，经过人民路，经过赵莉莉的美容院。玫瑰金的招牌亮着。周平看着窗外。这座城市他第一次来。他父亲在这里生活了八年。他没有问为什么是这里。老周也没有说。

江湾壹号。老周把车停在地下车库。车衣叠好放在后备箱里。那个缝补过的破洞朝里。他领着周平走进电梯。电梯里的镜子把两个人的脸照在一起。老周的脸在左边，周平的脸在右边。同一个颧骨弧度，同一个下颌线从耳垂到下巴的利落角度。只是老周的脸上多了两团方向盘磨出的茧，周平的脸上多了一道粉红色的疤。他们在镜子里互相看了一眼，同时把目光移开了。

陈默开的门。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毛衣，袖口挽着，手腕上那道排气管烫出的白色旧疤在玄关的灯光里几乎透明。他看了老周一眼，又看了周平一眼。没有问这是谁，没有问为什么来。只是把门拉开，往旁边让了一步。“进来。”

老周走进去。周平跟在后面。布鞋踩在木地板上，一个沉一个轻。沉的左膝响了一声，轻的没有响。客厅的落地窗外，江正在从灰蓝变成灰黑。对岸的灯火开始亮起来，一盏一盏，像有人在江对岸点蜡烛。安安坐在地板上，面前铺着积木。红色那块在最上面。他正把蓝色积木从底座上拆下来。拆得很小心，手指捏着积木边缘，左右轻轻晃，晃松了，拔出来。他把蓝色积木放在地板上，抬起头。

他看到了周平。目光从周平的脸上移到他的手背上，移到双肩包带子上系着的鞋带，移回他的眼睛。“你是周叔叔的儿子吗。”周平站在玄关。布鞋的鞋尖并在一起。他没有说话。安安从地板上站起来，走到周平面前，仰着头。四岁的孩子，只到周平的腰。他把手伸出去，小手张开，掌心里托着一块红色积木。“周叔叔说你去了很远的地方。”

周平蹲下来。膝盖压在木地板上，发出一声极轻的闷响。他的视线和安安平齐。安安的眼睛是深褐色的，瞳孔里映着落地窗外的江和对岸的灯火。他把红色积木放在周平掌心里。积木是温的，被安安的手握了很久。周平的手指慢慢蜷起来，把积木握住了。指节上的疤在红色积木旁边，粉红色贴着正红色。“很远的地方。”他的声音很低。“很远的地方也有积木吗。”安安想了一下。“有。我让周叔叔寄给你。”

周平的手在积木上收紧了一点。粉红色的疤被红色积木挡住了。他的眼眶红了。不是哭，是红。眼睑边缘的毛细血管扩张了，把眼白衬得微微泛粉。和那天王媛在咖啡馆里看到安安的照片时一样，和戴园长看到安安的画时一样，和林若溪在会议室说“我等”时眼角那一线光一样。这座城市里，被安安碰过的人，眼眶都会红。

陈默站在厨房门口。他看着周平蹲在地上，手心里托着红色积木，眼眶红着。安安站在他面前，仰着头，等着回答。“很远的地方也有积木吗”——他在等。陈默没有走过去。他把目光从周平身上移开，移到老周脸上。老周站在玄关，布鞋的鞋尖并着。他的左脸在落地窗外的暮色里是暗的，右脸被客厅的灯光照着，深浅两个色号。他的眼睛看着蹲在地上的周平，看着周平手心里那块红色积木。他自己手心里什么都没有。空着，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着。

陈默说了一句话。不高不低。“老周的家人，就是自己人。”他把这句话放在客厅的空气里。没有放重，没有放轻。和老周说“不用还”时一样，和他自己说“安安很好”时一样。只是放下来。老周的手指在身侧动了一下。蜷着的指尖往掌心里收了收，收住了。他没有说话。

安安把周平从地上拉起来。拉着他的手——和周平手背上那道疤同侧的手。安安的手指握不住整只成年人的手，只能握住两根手指。他握住了周平的食指和中指。和握着陈默的手时一样，和握着老周的手时一样。他把周平拉到茶几前面，蹲下去，把积木桶推过来。“我们一起搭。搭一座桥。很高很高的桥。搭到月亮那么高。”

周平蹲在他旁边。膝盖又压在木地板上。他把红色积木从左手换到右手，从掌心里拿出来，放在积木桶最上面。然后拿起一块蓝色。和安安手里的那块颜色一样。他把蓝色积木对准底座，按下去。按得很轻，怕按重了会把底座压散。积木咬合的时候发出一声很细的“咔”。和骨头复位的声音一样。安安把手里的蓝色积木挨着他的那块放下去。两块蓝色并排，像两棵并排站着的树。

老周还站在玄关。他的布鞋鞋尖还是并着的。陈默从厨房门口走到他旁边，没有看他，看着茶几前面蹲着的两个人。一个二十多岁，手背上有疤。一个四岁，指甲缝里嵌着蓝色蜡笔的残迹。他们的肩膀挨着肩膀，中间隔着两块并排的蓝色积木。老周忽然说：“他小时候也爱搭积木。”没有说“他”是谁。陈默也没有问。

窗外，江对岸的灯火一盏一盏亮着。月亮正从江对岸升起来。圆圆的，银白色的，照着江，照着落地窗，照着茶几前面两个蹲着的人。他们之间的桥已经搭到第五层了。红色，蓝色，绿色，黄色，红色。红色那块在最上面。安安说“再高一点”。周平把手里的黄色积木递给他。安安接过去，对准红色积木的凸起，轻轻按下去。咔。桥又高了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