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不着谁。”新来那个问。

陈九斤没有答这一句。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新来那个没有再问。

苏丽娟把本子翻到那一页了。

她看了一遍。

十点四十四分。

她抬起头。

“第二百一十六天那一段，我这儿记着。”

“那天你在场。”

“那一张缴费单，上头有名字。”

“有。”

“什么名字。”

陈九斤没有立刻答。

他把手从复印件封皮上拿开了。

“不是他的名字。”

“那是谁的。”

“我先说单子。”

“那一张不是他的。”

“那是二十年前的一张。”

“单子上头印着两栏。”

“一栏是床位。”

“一栏是天数。”

“保温箱，一天九百，三个月。”

“出保温箱以后还有别的。”

“加起来十七万八千。”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这八个字不是他的。

第一百九十天，账房把三十七万摆在桌上，说的是这八个字。

第二百一十八天，他说十七万八千的时候，说的还是这八个字。

四年，他手上过的每一笔数，末了都是这八个字。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那不是一句口头话。

那是一个人对着账说话的说法。

会议室里有人吸了一口气。

没有人说话。

“那张单子上的名字，是谁的。”苏丽娟说。

“一个小孩的。”

“那一年生下来，进了保温箱。”

“三个月。”

苏丽娟把笔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