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了一眼远方的地平线。

地平线上什么都没有。

他把车帘放下了。

他从怀里摸出了乔瓦尼给他的那张示意图的副本。

三个颜色。红。蓝。绿。

红区。五十个死囚。

他要在那些人身上划开伤口。把稀释过的脓液涂上去。然后看着他们发烧。看着他们肿胀。看着他们呕吐。看着他们也许死去。

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直到他找到那个不会让人死去的浓度。

如果有这样的浓度。

如果没有呢？

如果这种病不像天花？如果康复者的脓液没有任何保护作用？如果稀释到任何程度都是致命的？

那他就是一个杀人犯。一个穿着医生袍子的杀人犯。

居伊把示意图折起来，塞回了怀里。

他闭上了眼睛。

车继续晃。路继续颠。骑兵的马蹄在车外面有节奏地踏着。

他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件事。

他年轻的时候。在蒙彼利埃念书。第一次给活人做手术。一个农民的腿上有一个脓肿。他要切开引流。

他拿着刀的时候手在抖。

他的老师站在旁边看着。

老师说了一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手可以抖。刀不能偏。”

他当时听不太懂。现在他懂了。

罢了...

切到什么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