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娟想了想，说：“我明白了。”

程度说：“还有一篇，《历史研究》上的《为什么是西班牙，而不是中国》。他说郑和下西洋没有催生殖民帝国，是因为‘文明’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他说的对不对？”

程娟说：“也不对。”

程度说：“为什么？”

程娟说：“因为郑和下西洋是政府主导的，不是民间资本主导的。政府主导的航海，目的是宣扬国威，不是追求利润。没有利润驱动，就没有持续动力。这是制度问题，不是文明问题。”

程度看着她，点了点头。

“行啊，程娟。”

程娟嘿嘿笑了。

“我看了好几遍你的书，也看了好几遍那些批评的文章。有些地方想不明白，就记下来，等你回来问你。”

程度拿过程娟的手抄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有摘抄，有批注，有疑问。

“程娟。”

“嗯。”

“你比我想的厉害。”

程娟说：“那当然。我是你妹妹。”

程度笑了笑，把笔记本还给她。

“以后继续看，继续记。等我下次回来，再给你讲。”

程娟说：“好。”

1994年上半年，准备写的两篇文章，程度在元旦时已经想好了。

分税制1月1日正式运行，公司法7月1日实施，外贸体制改革在推进，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在铺开。

1994年是改革大年，政策密度很高。

程度在脑子里把两个选题定了下来。

经济学方向：

《分税制后的地方财政：制度缺口与弥补路径》

核心判断是选“分税制落地后的制度困境”，而非泛泛的“宏观调控”。

3月左右发表，刚好踩在1994年正在发生的制度变革上。

为什么选这个？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核心是强化上面财政集权，上面拿走50%以上的税收，但并没有同步调整政府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1994年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基本沿袭了分税制前的格局，上面出政策，下面对口执行，任务最终都压到基层政府”，形成“上面千根线，基层一根针”的局面。

程度在1994年上半年写这篇文章，等于在分税制刚落地时就指出它的核心缺陷：

收入上收、事权下压、地方缺乏主体税种。

这个判断，后来被二十年的实践反复验证。

核心论点：

地方财政的出路不在“等转移支付”，而在建立地方主体税种、规范非税收入、压缩无效支出。

与1993年那篇的区别：

1993年12月，给赵立春写的《分税制改革背景下地方财政的应对思路》是预判，1994年上半年这篇是落地后的实证分析。

分税制已经运行了几个月，地方财政的真实压力开始显现，程度可以用实际数据说话，比预判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