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他见过很多次。

三十七天里，他见她在这本上写过字，见她把葛志国那封信夹进去过，见她把那张背面写着字的指标表夹进去过。

他从来没有翻开过。

他把这件事往下想了一层。

追回那一栏，六年两千一百六十行，全是零。

不是没有发生。

是没有记。

那么，发生过的那些，记在哪儿。

一笔钱被追回去，这栋楼里必然有人知道。

那笔钱已经入了账，已经算进了某一个人的月表，已经算进了某一个月的合计数。

追回去了，那个数就得减。

减了，月表就对不上。

月表对不上，就得有人在什么地方记一笔，写明白为什么少了这一笔。

红本上没有这一笔。

那就在别的地方。

陈九斤把眼睛从那本红册子上抬起来。

他看着桌角。

红的在上面，蓝的在底下。

“梅姐。”

“嗯。”

“我再问一句。”

“你问。”

“六年里，”陈九斤说，“外头有人找上来过多少次。”

林素梅坐在椅子上。

她没有立刻答。

“不多。”她说。

“不多是多少。”

“我不记得。”

陈九斤看着她。

太阳穴没有跳。

她说的是真的。她确实不记得——不是数字太多记不住，是这件事她从来不用记在脑子里。

因为它记在纸上。

“梅姐。”

“嗯。”

“那些人是什么人。”

林素梅把手放在桌上。

“打电话来的。”她说。

“打到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