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了，三等。”

这回她说得快一点，她怕自己再慢一点，就会改主意。

柜员没再多话。

收了金券，然后抽出一张票，在上头盖章，写字。

寡妇接了船票。

票很硬，边缘磨手。上面印着十字架和银行的徽记，还有一串她不认得的拉丁文。

她把票放进胸口，然后走出银行大门。

外面的阳光有点刺眼。

她站在门口，怔了一会儿。

一千二百。丈夫留下来的。

现在少了一百。换了一张三等船票。

她一个人，要上船。

上船以后，她要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大屋子里，睡在陌生人的鼾声、脚臭和咳嗽中间。

可那地方没有瘟疫。

没有瘟疫，就够了。

她往家走。

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

经过粮店。粮店门口还在排长队。黑面包的价格又涨了，从十个铜板涨到了十二个。人群里有人吵，有人骂，有个孩子饿得在哭。

她回到家。

家里空荡荡的。

她丈夫的衣服还挂在墙上。

她坐到那件衣服下面，仰头看着。

衣服上有个补丁，是她补的。针脚歪歪扭扭，不太好看。她不会绣花，只会缝补。丈夫以前看了，总说一句：“缝住就行。咱们家又不是给人看的。”

她摸了摸那个补丁。

“嗯，能缝住就行…”

说着说着，眼泪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