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恩最后没有反抗。他接了面试题，去了但泽。

博杜安也没有反抗。他签了文书，上了马车，往阿维尼翁去了。

条顿骑士团也没有反抗。杜塞默签了贷款，回了马林堡。

所有人都没有反抗。

每一个人到了乔瓦尼面前，都先算账。算来算去，发现反抗的成本太高，不反抗的成本也高，但至少还活着。

于是所有人都选了活着。

而“活着”的代价，就是把什么都交出去。

阿尔布雷希特想，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算，那最后谁都跑不掉。前面的人交了，后面的人看着前面的人交了，也会交。一个接一个…

除非有人不算账。

除非有人做那件算不清楚的事。

杀一个人，没有利息，没有逾期罚款，没有“待定”。

只有一刀。

或者一支箭。

或者一杯酒里的东西。

明天再想。

今天太冷了。脑子冷的时候容易想得太远。想太远的人容易看不清脚下的路。

他把披风裹紧，和衣躺在床上。

床也冷。

他睡不着，强迫自己的呼吸慢慢平下来。

明天去想怎么做。

今天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路只剩一条了。

那条路的尽头，站着一个穿华服、蓝眼睛、比画中圣徒还圣洁的年轻人。

那个人现在大概坐在美因茨银行二楼，翻着新的账，算着新的息。

他不知道萨克森公爵的小屋里，有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正在黑暗中想着他的死。

他算得清一切。

算得清账本，算得清人心，算得清谁会跪，谁会跑，谁会拖。

唯独算不清一件事。

有些人被逼到了尽头，不会跪，不会跑，也不会拖。

他们会掀桌子。

外面的狗又叫了。

这回没人吆喝它。

狗叫了一阵，自己停了。

夜深了。

萨克森的秋夜很长。从天黑到天亮，中间隔着大段大段空白。空白里什么都没有。只有风，只有冷，只有一些在黑暗中发芽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