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会写：

一个皇帝坐在御座上，下面的人跪着，口称“万岁”；

但皇帝从他们的眼神里能看出来，他们心里在打算盘。

他会写：

严嵩递上来的奏疏，措辞越恭敬，背后的刀越锋利。

这种细节，当年明月写不出来，因为他没坐过那把椅子。

他有贾政的文学修养，能写出“史笔”之外的文气。

贾政那一世，写奏疏、拟文稿、和文人唱和，对“文言的节奏”和“史笔的分寸”有肌肉记忆。

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语言是“现代口语加网络段子”，读起来爽快，但文气偏“轻”。

程度如果写，可以在保留通俗性的同时，在关键段落注入真正的文气。

比如写于谦之死、写杨继盛血书、写张居正夺情，他可以用“史笔”写；

但不是死板的文言，而是一种有节奏、有重量的白话。

该轻的时候轻，该重的时候重。

这种文气的控制，是文学修养的硬功夫，不是靠“读史”能补上的。

程度对明朝的制度运作，有“内部视角”。

朱瞻墡当过皇帝，贾政当过大臣。

这两个身份加在一起，程度对明朝的制度运作逻辑有极深的理解。

比如写“土木堡之变”，当年明月写的是“王振怂恿英宗亲征，结果全军覆没”。

程度会写：英宗为什么压不住王振？因为明朝的司礼监有“批红权”，王振手里攥着的是制度性的权力，不是靠皇帝宠信那么简单。

他会写：朝廷里没人拦，不是因为没人想拦，是因为文官集团在等——等王振自己翻车，等英宗栽跟头。

这种“制度视角”的写法，会让读者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太监害了一个皇帝”，而是一个王朝的结构性病灶。

他能写出“人”的复杂，而不是“角色”的标签。

当年明月写人物，擅长给标签。

海瑞是“清官”，严嵩是“奸臣”，徐阶是“老狐狸”。

程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