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那天，启德机场的候机楼里挤满了人。

他提着一个真皮行李箱，站在登机口排队。

前面是一个英国商人，后面是一对带着孩子的夫妇。

广播里在报航班号，声音有点失真。

他上了飞机，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

飞机起飞后，他从窗口往下看，启德机场的跑道越来越，九龙半岛的楼越来越密，最后整个香港变成了一片灰蓝色的海面上的一个点。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二十多个时后，飞机降在伦敦希思罗机场。

他走出机舱，真冷。

1970年1月的伦敦，气温在2°C到7°C之间。

阴冷，潮湿，风从航站楼之间的通道灌进来，带着雨丝。

他裹紧大衣，呼出的气是白的。

香港的冬天最冷也就十来度，他从来没经历过这种湿冷。

湿冷不是扎人的，是往骨头缝里渗的，慢慢地、持续地把你冻透。

伦敦的天是灰的，云压得很低，跟香港的蓝天白云完全是两个世界。

他坐上一辆黑色的出租车，往市区走。

路两边是低矮的砖房，红色的邮筒，绿色的树。

司机是个上了年纪的英国男人，问他是不是第一次来伦敦。

他是。

司机，那你得去苏活区看看，那儿热闹。

他没去苏活区。

他让司机把他送到一家旅馆，在布鲁姆斯伯里，离大英博物馆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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