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丽从念安资本回来之后，在家里闷了两天。
这两天她没有出门，没有下楼，连睡衣都没换。那件黑色修身连衣裙被她脱下来扔在卧室的椅子上，领口翻着，像一条搁浅的鱼。米白色小西装搭在椅背上，口袋里还塞着那张印有“国际金融中心”地址的便签纸条，她没有拿出来。
周伟这两天也没有回来。他说单位加班，住在值班室。她没有追问。不是不想问，是不敢问。她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预感，像小时候夏天傍晚蹲在院子里，看见天边涌起一大片黑压压的乌云，还没有打雷，但空气里的土腥味已经浓得呛鼻子。她站在厨房里拿玻璃杯接水，杯子满了她没注意到，水从杯沿漫出来，顺着手指滴在脚背上，凉飕飕的。她低头看脚背上的水渍，发了大概十秒钟的呆，才想起去关水龙头。
第三天晚上，她的预感应验了。周伟回来了。他没有提前打电话，也没有带换洗衣服——只夹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里面鼓鼓囊囊地装着一些文件。进门的时候，孙丽正在客厅里叠衣服。沙发上堆着一堆刚从阳台上收进来的被单和枕巾，洗衣液的香味还没散，暖暖的，蓬蓬的，跟这个家的气氛完全不搭。周伟没有换拖鞋。他站在玄关，公文包搁在鞋柜上，低头看了一眼鞋柜上那盆快枯死的文竹。叶子已经黄了一半，干枯的针叶落在白色鞋柜上，像一层细碎的茶叶渣。
“孙丽。”他叫了一声。
孙丽手里的枕巾叠了一半就没叠下去。周伟的声音跟平时不一样——没有怒气，没有压抑，只有一种奇怪的平静，像水烧开了之后凉透了的那种平。她慢慢把枕巾放下，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但没有从沙发上站起来。也许是腿软了，也许是直觉告诉她坐着更安全。
“怎么了？”她说。
周伟走到餐桌前面，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印着“江城市司法局”几个红字，是那种单位里用了多少年的老款信封，红字有些褪色，边角有点卷。他把信封放在餐桌上，往前推了半寸，没有说里面是什么，也没有解释。他甚至没有看孙丽的眼睛——朝桌上看了一眼，然后拉开餐桌旁的椅子，坐了下来。
孙丽盯着那个牛皮纸信封，盯了好几秒。信封是敞口的，没有封上，里面露出一叠打印纸的边角，白得刺眼。她站起来，走到餐桌旁边，伸手把信封拿起来，抽出了那叠纸。纸张在手指间哗啦响了一声，像刀片划过玻璃。她翻了两页，手指开始以肉眼可见的幅度发抖。
离婚协议书。全名、身份证号、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每一项都列得清清楚楚，用的是单位公文那种标准的仿宋字体，行间距调得很密。没有孩子，所以抚养权空着。财产分割栏里写着：房屋归女方，存款各半，双方名下无共同债务。措辞严谨，条款分明，每一个用词都像是从法律条文里直接抠下来的。最后的落款处，周伟已经签好字了。黑色水笔，一笔一划，签得很用力，纸背都透出了印子。日期是两天前。两天前她正在念安资本的等候区里坐冷板凳的时候，他在家里拟了这份协议，签好了字，把纸折好，封进牛皮纸信封，放在公文包里等了两天。
她的瞳孔骤然收缩，纸上的字一个一个跳出来，又糊成一团。
“……你要跟我离婚？”孙丽的声音炸开，高得客厅里的吊灯都仿佛抖了一下。她抬头看周伟，眼眶已经红了，举着那叠纸往他面前摔过去，“你什么意思！就因为我去了趟陈默公司？”
周伟没有躲。纸撞在他的胸口，散落在桌上，最上面那张滑落到地上，盖住了他脚下的半块地砖。他低头看了一眼，弯下腰把那张捡起来，放回桌上，用打火机压住一角。动作很慢，像在收拾别人弄乱的桌子。
“不是因为你去了一趟。”他说，语气平稳得像在做述职汇报，“是你去了还觉得理所当然。”
“我去跟他说清楚怎么了！”孙丽的声音从高亢转为嘶哑，眼珠充着血丝，“我是去道歉！我是去说明白！你知道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就给我甩这个——”
“道什么歉。”周伟打断她。
她愣住了。
“你去道歉？”周伟靠进椅背，肩膀微微下塌。他看起来并不愤怒，只是疲惫——眼眶下有很深的青色，也许这两天睡值班室的折叠床根本没睡好；又或者，这种疲惫不是这两天攒下来的，是整整几年的，只是以前他忍着。“孙丽，你什么时候道过歉？你一辈子都在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孙丽张着嘴，嘴唇翕动了好几下，像一只被扔上岸的鱼。她想说“我没有”，想说“你胡说”，想说“我这辈子最委屈”，但这些话同时涌到嗓子眼里，挤在一起，一个字都出不来。
“你当初给孙倩出那种主意，我忍了。”周伟的声音没有起伏，像在念一份名单。“你去民政局帮着她签字，我忍了。全城都在传，我单位同事看我的眼神不一样，领导找我谈话，我也忍了。每次回你娘家，你妈跟我说‘我们家丽丽就是嘴巴直，心不坏’，我忍了。我忍了好几年。”
他把最后三个字咬得很重，重得几乎有些泛苦。
“可是你现在去找陈默。孙丽——”他叫她的名字，第一次这么叫。不是“丽丽”，是“孙丽”。全名，清清楚楚的两个字，像念一个陌生同事的工号。“你到底在想什么？人家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是我表妹夫——”
“前。”周伟把那个字往桌上轻轻一放，不大声，但比你想象得更沉。“前表妹夫。他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跟我们家也没有半毛钱关系。是你那个表妹把他赶出门的。是你出的主意让他净身出户。全城都知道。你现在跑去找他，你到底想干什么？”他顿了顿，用手指点了点桌上散落的协议书，声音依然平稳，但每说一个字就像往干柴上丢一根火柴。“你是去道歉，还是去巴结？”
孙丽的脸白了一下，像被人抽了一记耳光。
“你——”她的手在抖，举起来，又落下，举起来，又落下，手指攥着那份协议，攥得纸都皱了，指甲掐进纸里，掐出一个又一个浅坑。“周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跟了你八年！”
“嗯。”周伟低头看了看自己放在桌上的手，手指交叉着，像开会时那样搁在本子前面。然后他抬头。“八年了。”
三个字，轻得像在确认一笔账目。他没有说“所以我受够了”，也没有说“离婚吧”这个流程已经走完；他只是把这八年像一枚磨损的硬币一样搁在桌上，让它在两个人中间晾着。外头单元门的门禁响了两下，有人按错了又挂断，楼道里安静了片刻又被猫叫声填满。厨房里的水龙头没有关紧，隔一会儿滴一滴，隔一会儿又一滴，打在洗碗池的不锈钢面上，声音细碎得让人烦躁——那个水龙头很久前就开始滴水，他提过要换密封圈，她一直拖着。不是舍不得花钱，是不觉得水滴声值得修。现在她觉得每一滴都像敲在她的脊椎骨上。
孙丽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不是一颗一颗地掉，是整片眼眶同时决堤，泪水混着眼线的黑色残渍淌下来，在脸颊上刷出两道浅灰的沟。她蹲下去，手撑着餐桌的桌腿，指甲掐着木纹里经年的油渍。她想起自己在念安资本候客区里等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想起那个助理出来说“陈总说了，不见”。想起自己把道歉信递出去的时候，手指都在抖。她以为那是她在拯救自己的婚姻。她以为那是她的诚意。她以为只要她去找陈默，把话说清楚，周伟就会理解她。可是他连看都不看。他连问都不问。他把离婚协议放在桌上，像她只是办公桌上需要签掉的最后一张纸。
“……你外面的女人是谁？”她忽然抬起头，眼神里的哀求碎了一地，剩下的只有尖锐的质问，嗓音因为蹲姿压得又低又闷。
周伟看着她。没有惊讶，没有被冒犯的愤怒，只是很轻地叹了一口气。
“孙丽，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他说，“不是所有错都要推到别人身上。我没有别人。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
这句话比离婚协议上的每一个字都更狠。孙丽发出一声尖锐的啜泣，胸腔里的气全被挤了出来，整个脸像被人抽了一巴掌又狠狠拧了一下。她弯着腰，手撑在地上，指甲抠进瓷砖的缝隙里。她想起两年前的那个下午——步行街的奶茶店。孙倩坐在对面问她“表姐，我该怎么办”。她是怎么说的？“倩倩，你做得对。这种男人，早离早解脱。房子千万写你名，别心软。”那时候她觉得这句话聪明极了。看人要看利弊，做事要做干净，感情不值钱，房子才是真的。这是她活到三十五岁最得意的人生经验。每一个字都像是她亲手拧在孙倩婚姻棺材上的螺丝钉。
现在棺材板落在她自己头上了。
周伟站起来，把公文包的拉链拉上。拉链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刺耳。
“协议你仔细看看。”他站在餐桌旁边，影子斜斜地投在她的背上。“房子归你。没有债务，没有抚养权争议，很简单。你不放心可以找律师，什么时候签好告诉我。民政局那边，我提前预约。”
他走到玄关，拿起鞋柜上的钥匙。鞋柜上的文竹还在枯着。他低头看了一眼那盆枯黄的叶子，伸出手，把花盆往柜子安全的一边推了半寸——也许只是顺手，也许只是不想转身时碰倒杂物。然后他打开门。关门声不重，咔嗒一声，跟她记忆里无数次他出门上班的声响完全一样，像他这个人一样轻，一样不留痕迹。
她没有追。她跪在餐桌旁边，手里攥着那份离婚协议，纸已经被她攥出了放射状的深褶，落款处周伟的签名被她的指甲掐掉了一小块纸皮。客厅安静极了，只剩下厨房水龙头的滴水声。她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下午——陈默被赶出孙家的那个晚上。那天她没有在场，但后来孙倩跟她描述过，说陈默抱着安安站在门口，门在背后关上，外面下着雨。她当时怎么说的？她笑了一下，说“窝囊废就该滚”。现在她跪在餐桌旁边，手撑着冰冷的地砖，感觉自己就是那个站在门外的人。门关上了。雨还没有开始下。但她已经在外面了。
她慢慢站起来，腿是软的，扶着餐桌站起来，把协议放在桌上，想去倒一杯水。玻璃杯拿到手里，对着水龙头接了半杯，手还在抖，杯沿磕在牙齿上，水从下巴漏下来，和眼泪混在一起，在脖子上淌成一道水线。她喝了半口，咽不下去。回过头，看到沙发上那堆叠了一半的枕巾和床单。她把杯子放下，走过去，把剩下的半条枕巾叠好。叠好了放在旁边，又拿了一条床单开始叠。床单太大，她一个人抖不平整，扯了一个角另一个角就歪了，地上拖了半截。她蹲下来，把床单往怀里搂，搂着搂着整个人又蹲了下去，把脸埋进洗衣液味的棉布里，肩膀剧烈地抖动。
窗外，对面那栋楼的外墙瓷砖还是掉了一块，那个疤还在。楼下遛狗的老太太还没有出现，那只野猫从空调外机上跳下来，蹲在单元门口舔爪子。天快黑了。路灯亮起来，照着楼下那辆快递三轮车，快递小哥正在锁车，钥匙串哗啦啦响。这座城市跟每天一样运转着，没有人知道六楼这扇窗户里正在塌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