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论点：财政包干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下一步必须从“分权让利”走向“制度化分权”。

开篇（约300字）。

80年代的财政包干制，曾被视为“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创举。

但到了90年代初，它的弊端已经暴露：

中央财政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地方“藏富于企”。

提出问题：包干制还能走多远？

第一节：

包干制的历史贡献与制度极限（约700字）。

历史贡献：

打破“大锅饭”，让地方有了发展经济的动力。

制度极限：

中央财政占比从80年代初的40%以上，降到1993年的不足30%。

核心矛盾：

中央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手里没钱。

结论：

包干制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不能再“包”下去了。

第二节：分税制的制度逻辑（约900字）。

分税制不是“收权”，是“确权”。

中央税、地方税、共享税的划分，本质是“制度化分权”。

与包干制的根本区别：

包干制是“谈判机制”，分税制是“规则机制”。

结论：分税制让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从“讨价还价”变成“照章办事”。

第三节：分税制推行的难点与对策（约600字）。

难点一：

地方既得利益如何消化。

难点二：

转移支付制度如何设计。

难点三：

地方税体系如何建立。

对策：

不是“一刀切”，而是“分步走”。

结尾（约300字）。

回到核心论点：

从“包干”到“分权”，是中国财政体制的必然选择。

1994年1月1日，将是一个分水岭。

呼吁：把分税制改革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