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十一月，日伪政府推出了新的政策。

四九城开始推行保甲制度。

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保长就是基层的实际控制人，负责落实日伪摊派、收税和维持治安。

保长手下带着几个狗腿子，平日里在街面上横行霸道，替日本人收粮收款，满城跑着催缴各种名目的税费。

有些保长稍微有些人性，收了钱便罢，不额外生事。

但更多的保长本身就是日本人的工具，仗着身后有日本人撑腰，巧立名目、敲诈勒索，今天要慰劳费，明天要治安捐，变着法儿地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

不少人家被反复盘剥，一次比一次狠，连糊口的钱都掏不出来。

这些税费名目繁多，无孔不入。

有人头税、户别捐、门牌捐——这些都是按人头收的，一个成年人多少钱，一个小孩多少钱，一分不能少。

良民证每月要换一次，一张一块钱，不办不行，没有良民证走在街上随时可能被抓。

房捐按月收，地亩捐按季收，田赋每年每亩要交好几块钱。

还有各种行业税、屠宰税、婚帖税、饭馆税，连买卖粮食过个斗都要交。

更不用说什么报纸费——每家每户必须订阅伪政府的报纸——讨伐费、费、水灾款、并团费，五花八门，数都数不清。

这些税费直接压垮了普通家庭。

很多人，都跌破了斩杀线。

入冬之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四九城里每天都有两三百人死去。

有的人饿死的，有的人冻死的，有的人得了病没钱看拖死的。

街上的收尸车每天清晨都出来拉一趟，木板车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瘦骨嶙峋的尸体，用一张破席子盖着，往城外拉。

好在南锣鼓巷住的都是有些经济实力的，不是南城那样的贫民窟。

这片的保长，只收钱；

该收的税一分不少；

额外那些敲诈勒索的名目，也必须缴纳。

好在，没有害人性命。

各家各户的日子也都紧了起来。

晚上贾有才从安德堂回来，还没坐下，王翠兰就迎了上来。

她的脸色有些发紧，手里攥着一块旧布巾，说话的声音也比平日里低了几分：

当家的，今天保长带人来通知缴税的事了。

贾有才把外衣脱了挂在门后的钉子上：怎么说？

咱家四口人，一个没到一岁的也算一个人头。良民证、门牌捐、房捐、人头税，杂七杂八加在一块儿，这个月要交五块五。保长说了，明天过来收，不交就要抓壮丁。

贾有才弯腰把贾东平从床上抱起来，颠了两下。

小家伙正醒着，睁着一双黑亮的眼睛看着父亲，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

他一边哄着儿子一边说：交吧。好在每个月的工资都在涨，五块五还能应付。

王翠兰听他这么说，脸上的神色松了些，但还是有些愁。

她转身去灶台边忙活，嘴里嘟囔着：五块五呢，半个月的米钱就没了。

贾有才没有再接话，把孩子放在床沿上坐好，低头逗他玩。

五块五对他来说确实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