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念第二天就从国内飞过来了。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穿着白衬衫，袖口挽到手腕，坐在酒店房间的电脑前十个小时不动弹。他把凡尘在东南亚所有项目的成本数据拉出来，和印尼本地的材料价格、人工成本、物流费用逐项比对，找出三个可以压缩的环节——组件运输路线优化、本地施工队比例提高、运维人员本地化培训。每一项都标注了数据来源和优化空间。沈月站在他身后看着屏幕，恍惚看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陈凡——那时候他也是这样，在省城分公司的办公室里，对着地图和报表一坐就是一天。
“妈，你看这里。”陈念指着屏幕上的一个数字，“组件从西班牙工厂运到雅加达，走苏伊士运河比走巴拿马运河便宜百分之十二。但如果从德国工厂走，走陆运到汉堡港再装船，综合成本还能再降百分之五。我把两条路线都算了，数据在这里。”
沈月看了很久。“好。用你的模型重新报价。”
苏婉清也从德国飞过来做技术支持。她穿着白大褂，头发扎成低马尾，袖口沾着洗不掉的银浆，站在印尼能源部的会议室里，用流利的英语讲解凡尘新能源hIt组件的技术优势——转换效率、衰减率、温度系数、抗pId性能，每一条数据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每一组数据都有第三方检测报告支撑。讲完后，印尼方的技术顾问沉默了很久，然后用印尼语对能源部长说了一句什么。翻译凑到沈月耳边：“他说，这家公司的技术，比日本人强。”沈月的嘴角弯了一下。
第二轮报价，凡尘的报价从第三位跃升到第一位，比第二名低了百分之三。中标消息传来那天是傍晚，沈月在酒店房间里改合同，手机震了一下——印尼能源部发来的邮件，全英文，措辞正式而克制：“沈月女士，恭喜凡尘集团中标爪哇岛光伏电站项目。”她把邮件转发给陈凡，附了一句话：“拿下了。”陈凡秒回：“我说过，你行。”沈月看着屏幕，手指在窗台上轻轻敲着——和二十多年前在建材市场第一次见到陈凡时一模一样。
项目开工后，真正的困难才浮出水面。
爪哇岛的土地征用涉及到三个村庄、两百多户村民，其中有一个村子死活不肯搬迁。村长的理由很简单——光伏电站占了他们的祖坟。沈月的团队和当地政府沟通了很多次，对方态度强硬：要么绕开，要么加钱。绕开意味着重新设计、重新审批，工期至少拖一年。加钱意味着成本失控。沈月在雅加达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窗外的热带暴雨噼里啪啦打在玻璃上。她忽然停下来，拿起手机拨通了顾明美的号码。
“明美，叶家在印尼有没有能说上话的人？”
顾明美沉默了几秒。“有。我爷爷当年在印尼华商会有一个老朋友，他儿子现在是印尼工商总会的副主席。”
顾明美亲自飞了一趟雅加达。她穿着鹅黄色的职业套装——叶敏帮她选的那件，头发盘起来，和当年在仰光河畔谈项目时一模一样。她带着沈月去拜访那位副主席——六十多岁的华商，祖籍福建，说一口带闽南腔的普通话。顾明美用客家话和他聊了很久，聊叶老先生的身体、聊缅甸的华商圈、聊海南自贸港。最后才聊到那个村子。副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用印尼语说了几句。挂了电话，他对顾明美说：“那个村长的儿子在我公司上班。明天，他会回去劝他父亲。”
沈月坐在旁边，一句话没说。出了门，她握住顾明美的手。“明美，谢谢。”顾明美拍了拍她的手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土地问题解决后，施工进入快车道。沈月每周从新加坡飞雅加达，在工地上一待就是三天。她戴着安全帽站在光伏阵列中间，手里拿着图纸，和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分公司盯着天津项目时一模一样，只是那时候她盯的是住宅楼的桩基，现在盯的是光伏支架。四十三岁的女人，鬓角全白了，在热带阳光下晒黑了不少，但背还是挺得很直。工地的印尼工人叫她“Ibu Shen”——沈妈妈。因为她每次来都带水果和咖啡，周晓晓寄来的哥伦比亚豆子，她在工地食堂里亲手冲给工人们喝。
有一次一个年轻工人喝了一口，皱起眉头说太苦了。沈月笑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糖——周晓晓随咖啡豆寄来的，说印尼人喝咖啡放糖多。“忘了给你们放糖。”她撕开糖包倒进杯子里，搅了搅，递给那个工人。工人接过来喝了一口，咧开嘴笑了，冲她竖起大拇指。
陈凡是在项目并网前一个月飞过来的。老周退休了，小周开着奔驰迈巴赫S600把他送到省城机场，湾流G650降落在雅加达时是傍晚。沈月去机场接他，穿着藏蓝色职业套装，短发齐耳，耳朵上戴着周晓晓送的珍珠耳钉，站在到达口，和二十多年前在北京机场接他时一模一样，只是那时候她的头发是黑的，现在全白了。陈凡走到她面前，她伸出手，替他整理了一下领口——动作很轻，像做过一千遍。
“来了。”
陈凡握住她的手。“来了。”
沈月带他去看了那片光伏电站。五百兆瓦的阵列铺在爪哇岛的热带平原上，深蓝色的光伏板一眼望不到头，在夕阳下泛着幽蓝的光。电站旁边是那个当初不肯搬迁的村子——村口新建了一座小庙，庙里供着从祖坟迁过来的祖先牌位，是凡尘集团出资修的。村长的儿子站在庙门口，用印尼语对沈月说了句什么。翻译说：“他说，他父亲让我转告您——祖先们住在这里，比原来的地方好。每天看着太阳变成电，照亮整个爪哇岛。他们很高兴。”
沈月听完，沉默了很久。她转过身看着陈凡，嘴角弯着。“二十多年前在北京，你说‘我信你’。三个字，我记了二十多年。”
陈凡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瘦，指节分明，虎口处的笔茧还在，手腕上那道实验室留下的疤也在。二十多年了，都在。
并网前夜，沈月在酒店房间里审完最后一份验收报告。落地窗外是雅加达的夜色，摩天大楼的灯光在热带薄雾中朦朦胧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