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停下来。

他站在那儿想了三秒。

这三秒里他想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他一直在等对方开口。

等对方自己说，等对方来骗他。

这三个月，每一次都是这样——蔡三平在楼道里教他四个字，贺明说“我没有”，阮玉兰说“是”，付红英说“我没看过”。

这些人都是自己开的口。

他从来没有想过另外一件事。

他可以让对方非开口不可。

不是逼他说话。

是问一个他必须撒谎才能回答的问题。

一个问题，只要它的真话说不出口，对方就只有两条路——不答，或者编。

不答本身也是答案。

编，那半句就来了。

陈九斤转过身，走回窗口。

那个人抬起头。

“又干什么。”

“问一句闲话。”陈九斤说。

“说。”

“大哥，你昨天几点回的楼。”

值班室里的灯泡吊在屋子中间。

那个人的脸有一半在灯底下。

园区的规矩第一条：非因公不得离楼。

反过来说，各楼的人晚上得回各楼睡。看门的也一样——他们的宿舍在西边那排矮房，跟别的班一样，晚上得回去。

值班室里不许过夜。这是写在纸上的。

昨天夜里十一点零七分，二号楼那扇铁门开了，出来的是十四个纸箱。

零点四十一，九箱。

两点十九，四个塑料桶。

三点五十六，六箱。

四点零三，最后一辆车走。

这五个钟头里，这扇门开了四次。

门里得有人开。

陈九斤蹲在水泥管子后面看了一夜，看见的是门里有人推门、有人把箱子递出来。

那个人昨天夜里没有回楼。

他不能说他没回。

说了没回，就等于说他夜里在门里干活。

“我啊。”那个人说。

他把报纸放下了。

“十点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