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

“……六十二万三。”

“六十二万三。”陈九斤说，“三排第二个格子，柴顺，十九笔。”

“旁边那一格，付红英，十一笔，五十八万。”

第二排靠里那个格子里，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抬起了头。

她手里拿着一支笔。

“你一个月十九笔，她十一笔。”陈九斤说，“你比她多八笔，钱只多四万。”

“这张表上，只能看出这一样。”

“看不出你打了多少个电话，也看不出她打了多少个。”

“要是你打了两千个成十九笔，她打了六百个成十一笔——”

“那这张表上写的东西，就是反的。”

大厅里安静了一点。

有几个格子里的人把送话器放下了。

“表上写你多。”陈九斤说，“实际上她好。”

“可这张表看不出来。”

“因为它没有分母。”

柴顺站直了。

“分母是什么意思。”

“一笔一笔往上加的是分子。”陈九斤说，“打出去多少个电话是分母。”

“只有分子的表，是用来交东西的。”

“分子除分母的表，才是用来管人的。”

他把手放下。

“这四面墙上贴了三年的表，没有一栏是分母。”

“所以这四面墙，不是给你们自己看的。”

大厅里没有人说话。

付红英把手里那支笔放下了。

她从格子里拿出一个本子——那是她自己的记录本，硬皮的，边角磨圆了。

她翻开。

她翻到上个月那几页，低着头，用食指一行一行往下点。

她点了大概一分钟。

点完她抬起头，往东墙上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看自己那个本子。

她没有说话。

柴顺看着她。

“老付。”

付红英没有理他。

她把本子合上，放回桌上，两只手压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