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体民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农业，在城市的工商业中天方信徒根本不占主要地位。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这些异教徒倒是共同主宰了城市中的主要经济领域。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甚至还控制着农村的相当一部分利益。例如希腊人在棉花种植业方面发挥作用。除了棉花产业外，在其他重要的经济作物种植和经营中活跃的，即便不是亚美尼亚人，也是米勒特制下的劳动者。

教团力量很强大，从那些富裕的被统治阶级手中获取钱财，靠的却不是正当的经营渠道，而更像是勒索和收保护费。当西方因贸易的扩大、技术的改进、生产的增加和南北美州的白银的流入而有了巨大进步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却受制于教会和行会保守惯例的奥斯曼封闭性经济回避和抵制了这一巨变。不追随时代的步伐的结果就是让奥斯曼遭受了时代狠狠的撞击。欧洲国家对原料的需求不断增加，其价格相应上涨，这导致奥斯曼的羊毛、红铜、贵金属大量输往欧洲。行会限于刻板的价格规定，无法在获取原料方面同欧洲商人竞争，结果其生产下降。行会受到的各种限制使它们也无法投资于一个个新兴行业。因此，奥斯曼帝国与西方的贸易一直存在大量赤字，这不仅吞食了帝国的原料和原始工业，也带走了经济赖以正常运转的硬币。

这让陈鸣不得不想到了中国史上的宋辽。

欧洲贸易商在奥斯曼购买原料，而后在欧洲生产，最后又将制成品销往帝国，实际上已将奥斯曼在经济上沦为欧洲的附庸。

而当西方人经济上的优势逐渐的转变为军事上的优势之后，从1699年奥斯曼与奥地利和俄罗斯争锋失败而签署的《卡洛维兹条约》开始，几乎每一次和约都包括了奥斯曼同意或保证战胜国在帝国境内的贸易自由，并向其出让干涉宗教事务和建立领事馆的权利。不仅如此，进入新的世纪之后，西方国家与奥斯曼还立一系列“协商条约”，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在其中尤其显着。

陈鸣看到这里有些恍然大悟，原来满清史上签署的那些条约，欧洲人早就在奥斯曼人的身上试过了。怪不得手腕耍的那么熟练，也怪不得中国在清末会有一个东亚病夫的绰号，原来在西边已经有了一个前辈。

就现在的奥斯曼帝国而言，就像是一鸦之后的中国，已经坠入半殖民地的阶段了。其毗邻欧洲的地缘形势决定了它只能在革新与衰落之间进行选择，这还是因为欧洲各国还没有完成工业革命，西方文明刚刚走到实力蜕变的门槛，而不是蜕变成蝶，不然奥斯曼帝国早就玩完了。

这是奥斯曼人的幸运，也是奥斯曼人的大不幸。

幸运的是，实力还没有产生质变的欧洲各国就算打赢了奥斯曼，也不可能张开血盆大口直接鲸吞，只能刀子割肉，一吸取着奥斯曼人的元气。这让奥斯曼虽然感觉到了疼痛，却没有瞬间通入心扉的惊惧。就像温水煮青蛙。

而中国，眼下是握着刀把子宰割他人的角色，跟奥斯曼帝国有着质的区别。

奥斯曼的地位在陈鸣眼中再下了一个等级。

赛利姆带来的那些人，虽然几个重要角色都在南京城里跟外交部扯皮扯蛋，但是整个奥斯曼使团不算护卫部队，上下有近百人呢。

这些人的角色各异，这几天不仅走看了南京城，更走看了南京周边的诸多民营官营工厂企业。

雇工过千人的民营企业，这在奥斯曼是不可想象的。奥斯曼人虽然种植着大量的棉花，并且将棉花源源不断地卖给英国、法国、奥地利，但是他们每年也要从英国人、法国人手中购买大量的布匹，这是怎样一种蛋疼啊。

南京城外的那几家纺织厂并不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但在很多参观的奥斯曼人眼中，这已经是非常壮观的一幕了。

奥斯曼人如果想要进行‘新政维新’，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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