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上卷.向谁倾诉（12）
作品:《野樱桃（全本）》那时的市联根本没有自己的营盘，只是在社会三路一条弯曲而狭窄的小巷内租了一个大杂院里的几间平房办公。作协成立后，在平房的平台上搭了间简易小屋，副主席贾平凹、秘书长和谷都挤在这间小屋里办公。我和子雍已调到西安晚报艺副刊部搞编辑工作。在作协跑腿的还有后来成为青年作家的张仲午（黄河浪）和“革”后期曾在市委任过要职、又因这个“要职”而削职为民的刘大鹏。那年，子雍和我都是四十上下；平凹与和谷都是三十刚出头，正是男儿干事业的黄金季节。国逢盛世，人到中年，我辈又皆是些热冲动的书生，既然拉起了山头，亮出了旗号，我们总得干点什么。于是，我们几乎是天天碰头，日日谋划，要在西安坛上掀起几番波澜来。我想，弟兄们至今也不会否认：我们的谋划是有些功利主义，或者说是急功近利。但我们至今仍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无论是为功还是为利，都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联穷，作协更穷，我们必须靠我们的奋斗改变这种穷困的状况。全社会都在倡导广开生财之道，作家协会难道就应当永远蜷缩在这平台上的棚屋内么？我们先办起了以平凹为院长的西安学院，由省内知名作家轮流讲课，地点在新城剧场。学院办了三个月，平凹、路遥、忠实等省市名作家几乎全部亮了相，将自己的创作经验倾囊倒给近千名学青年。每场讲座都是座无虚席。而我们对学员们交来的习作每篇都进行认真阅改。我和女作家杨小敏还为学员们作了两场学员作品点评的报告。最后将这些作品汇集成册，后皆有作家的评注。而我们这些“教员”们得到的报酬呢？每作一场三个多小时的报告仅领20元的讲课费。学院只坚持了三个月便因经济困窘而解散。但是，后来这十余年的现实却昭示了它的辉煌：许多学员都从此走上了学道路，且著作颇丰；不少学员以后成了各报刊的编辑、记者，有的甚至坐上了主编、副主编的交椅……我们又与西安锅炉四分厂联手举办了西安届“冲浪”学奖。30多位作家和作品受到了奖励。此举在陕西坛引起轰动，省市报刊均了消息和评论。记得《西安晚报》的评论员章是我撰写的，题为《跃上潮头干一场》。仅从这题目就可以看出，那时的我等是怎样的豪勃，大有一种“指点江山，激扬字”的气势。我们又办起了西安市作家协会作家书屋。这是我们唯一的经济实体。可是，由于我们根本不谙经营之道，不出半年，书屋就倒闭了。由平凹亲自题写的牌匾也被一层油漆涂盖了……西安作家协会草创初期，可以说身无分，囊中羞涩至极。可是，我们这群不甘寂寞的书生却迎着改革的大潮，为繁荣这座古化名城的现代学事业，风风火火地奔走着。尽管我们的各种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使沉寂了多年的西安坛掀起了层层热浪。历史将证明，我们的努力不是徒劳！为伊消得人憔悴上世纪80年代初，化市场上各类小报的走俏是那个特定时期独特的化现象。尽管良莠不齐，却挑开了封闭太久的化市场那道厚重的幕帘。我们也跃跃欲试，准备以市作协的名义办一份小报，让市场上有我们自己的声音。碰过几次头，意见却统一不下来。和谷、子雍和我主张办一份好读的报。好读的必然好卖，我们必须考虑经济效益，因为我们没有钱。而平凹始终坚持要办一份《散报》，专门刊散新作，并说：咱办的是全国第一家《散报》，肯定会有读者。贾平凹是以他的小说蜚声中外坛的。在大多数读者心目中，平凹是位小说家。然而，化圈里的人们都知道，平凹的散远在他的小说之上。所以，我们也完全理解平凹对散的钟与执著。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南院门春生葫芦头泡馍馆的餐桌上开的。一向柔弱温和的平凹却态度坚定地说：就办《散报》，没错。平凹虽说年纪比我们小，但他毕竟是作协主持工作的副主席，是我们的“头儿”，并且学上的成就也是我等不堪与之比肩的。于是我们就定下来：办《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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