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上卷.向谁倾诉（49）（1/2）
作品:《野樱桃（全本）》我说：你这就叫“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朋友笑了，骂我是“装熊”。调侃归调侃，说心里话，对办好这个刊物我还是蛮有信心的。正因为我一直无力装饰我的居室，我才对人们渴望美化居室的心有更多的理解。如果能通过我主编的这本刊物，使人们那种美好的愿望得到更好的实现，对我，不也是一件足慰平生的事么？我不曾对自己的家实施过装饰，不是我不想——我不呆不傻，我就不知道让自己的生活环境变得美观些、舒适些么？实是我无力为之。因为，我的家，是一条漂泊的船。想听么？好，我来讲给你听。一辆自行车驮走一个家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吧，我便扯着娘的衣襟角，在迷蒙的风雪中逃离了苏北原野上那个在风雪中战栗的小乡村。那时我就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今后的家怕是只有娘那温热的怀抱了。家当呢？也就全在娘肩上那个粗布包袱里了。在西去列车的摇晃声中，娘对我说，也曾请一个瞎子给我算过命。瞎子说：这孩子长大以后有才，但有才无贝，命里注定一生受穷……娘没化，不知“财”字咋写，更不懂有才无贝是什么意思。当然，那时的我也不懂。但我们娘俩都相信瞎子说的是对的，我是个命穷的孩子！到西安后，无非是投亲靠友。亲友皆是逃难人，自身难保，我们在谁家也住不长，只有漂泊。后来，娘为一个当局长的人看孩子，住在人家家里，也只能算作寄人篱下。十年不到，那家的孩子长大了，娘只有“辞职”。那局长是位心地善良的人，见我母子无栖身之所，便将他在莲湖路上一间门房式的小屋送给我们，我和娘才有了一个窝。那时，我已经上中学了。在这个小窝里住了不到三年，“运动”来了，声势大得令人心惊肉跳。我们家出身不好，娘怕出事，只身住到远在洪庆原下的姐姐那里去了。可怜的一点家当寄放在东郊十里铺，那是我的一位师傅的家——我那时已进了工厂。我就在厂里的集体宿舍和师兄弟们挤在架子**上。后来，运动的风声稍息，娘让我把寄放在师傅家里的东西取回来。我向师兄借了一辆自行车，就驮走了我的家。一辆自行车怎么能驮走一个家？我将一张三斗桌（是那位局长送的）“四蹄朝天”绑在后衣架上，然后将铺盖卷、锅碗、瓢盆放到三斗桌的“肚皮”上；车把上斜挂一个兜，将易碎的小物件放在兜里；最后剩下一把老掉“牙”的木躺椅没处安置，干脆挎到肩膀上，一路上肩膀耸着，生怕那玩意儿掉下来……就这样，19岁的我用一辆自行车“胜利”地完成了一个家的转移。多少年后，我将我这次壮举讲给别人听。我是想夸我的能耐，但听的人却一阵唏嘘：“那个家也够寒碜了！”好了，不讲这些了，这是我在和娘相依为命期间的事。娘早已离我而去——愿她老人家在天上能有一个安稳的栖身之所！现在该讲我和妻子组成的这个家了。一年三搬迁相顾两茫然在准备写这篇章之前，我对妻子谈了我的构思。妻问我：这30年，你搬了多少次家，还记得么？我扳起指头来数，妻却说：一双手不够用，要数，把脚趾头也得用上。也是。要不怎么说，这家，是条漂泊的船呢？我是在“史无前例”的“化大革命”初期，被原来的工厂流放到东郊白鹿原下一个小砖瓦厂的。为何流放？不就是在报刊上过几篇臭章么。我在“准劳改”（按反革命对待，由领导掌握监督权的改造对象）过程中与现在的妻相识。1968年，中央军委的一份件，结束了我这个与军人八竿子挨不上的小工人的“准劳改”生涯——这话有些莫名其妙，解释起来又太复杂，延误主题，就不解释了，反正那个时代本身就是个莫名其妙的时代。于是我准备结婚。没钱没东西都不怕，最挠心的是没有房子。总不能在撂天野地里娶媳妇吧？我只好找几位自小和我要好的同学来商量。我们几个人在新城广场观礼台的水泥台阶上坐了半夜，那副苦思冥想的神气活像几个对政府不满的静坐示威者（身后就是现在的省政府，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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