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表按月排定，提前贴在文渊阁的墙上，每个大学士都知道自己哪天当值，当值那天就得在文渊阁坐班，处理当天的公务。

这样一来内阁的力量，从一个松散的顾问团队，变成了一个每天都在运转的决策机构。

朱瞻墡把奏折分了类。

军事方面的奏折，直接经五军都督府和兵部票拟后，递交给朱瞻墡，由他亲自批复。

政事方面，朱瞻墡把六品七品官员的任命、小额费用的批复、日常事务型奏折都丢给了文渊阁处理。

原本需要皇帝朱批才能定的小事，现在由文渊阁直接决定；

决定之后由轮值大学士用印，备案归档，定期汇总上报一次就可以。

十二个大学士，每个人当五日的轮值大学士，两个月一个周期。

轮值大学士，负责组织当日值守的，另外六个大学士，开大学士办公会；

对需要文渊阁决定的事情做拍板。

会议就是举手表决，每个大学士一票，少数服从多数。

每次会议都留下记录，谁投了赞成票、谁投了反对票都写得清清楚楚；

事情以后出了纰漏，举手同意的大学士承担连带责任。

那些会议记录用统一格式的册子装着，按月份和日期编号，存进文渊阁的档案柜里，随时可以查阅。

朱瞻墡要求，轮值大学士在会议结束后，当天就把记录整理好，第二天一早送到东宫备案。

这个变动在文官集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内阁的含权量成指数级上升；

从以前只能票拟的顾问机构，一下子变成了可以决定天下一半事务的实权机构。

那些原本只是高级秘书的大学士们，忽然发现自己手里的权力有点接近，以前宰相的权力；

虽然名义上没有宰相的名分，但实际处理的事务范围已经接近了。

有人在值房里私下议论说，福王这是把皇帝一半的决策权下放给了内阁；

表面上是让内阁分担政务，实际上是让内阁替他扛责任。

也有老臣回过味来，觉得朱瞻墡这一手高明；

他没有设立宰相，让十二个大学士组成了半个宰相的权柄，每件事都需要七个大学士举手表决，出了问题举手同意的大学士事后得追责。

这样一来既提高了效率，又避免了权力集中在一两个人手里，还让每一个决策都有明确的责任人。

内阁原来的6个大学士，坐在自己的值房里，面前堆着需要处理的奏折和会议记录册子，手里捏着一票的表决权，心里都清楚，以后的权利是大了，可是责任也是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