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小姐，你那张纸给我看看。”

阮玉兰把纸递过来。

他看着纸上那几行。

头等一千二。

二等四百。

脚货论斤。

去年这时候一个月四十来沓。

这个月到今天六十几沓。

上个月二等三百五，今天四百。

“我算三样。”他说。

“第一样，涨了多少。”

“三百五到四百，涨了五十。”

“五十除三百五，是一成四。”

“一个月一成四。”

“第二样，量。”

“四十几到六十几，多了一半。”

“价涨一成四，量涨五成。”

“价跟量一块儿涨，说明不是他一个人在抬价。”

“是要的人真多了。”

“第三样。”

他把那张纸对折了一下。

“这个摊子一个月脱手六十几沓。”

“就算全按二等算，一个月两万四。”

“里头要是有十沓头等，那是一万二加两万，三万二。”

“一个摊子，一个月三万上下。”

“三万不算多。”阮玉兰说。

“不算多。”陈九斤说。

“我们楼四百零六个人，一个月出一千六百多万。”

“三万跟一千六百万，差五百多倍。”

十点五十三分。

“可这三万，是一个瘦子坐在马扎上收的。”

“他一个人，一张折叠桌，一个点心盒。”

“他不用四百个人。”

“他不用一栋楼。”

“他不用把人关起来。”

阮玉兰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