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手放下。

“这是我在三号楼谈回来的全部。”

“换的是三成，三个月，一个人多欠一个月。”

“这张纸我不签。”

大厅里那六十几个人抬起头。

“为什么不签。”柏树森说。

“因为这一笔不是我的。”陈九斤说。

“那三成是四百零七个人打出来的。多欠的那一个月，是四百零七个人一个一个多蹲的。”

“我替你们签，就是我替你们做主。”

“我不做这个主。”

“那怎么办。”

“你们自己定。”

下午五点，四层最里头那间空屋。

屋里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个空纸箱，是装洗衣粉的箱子，箱盖剪开一条缝。

桌子旁边放着一沓裁好的纸条。

纸条是柏树森带人裁的，一共裁了四百五十张，比人多。

“规矩四条。”陈九斤站在门口说。

“第一，一人一张。写‘行’，或者写‘不行’。”

“第二，不写名字。”

“第三，不会写字的，找隋哥。隋哥不问你写什么，他把笔递给你，你画个圈是行，画一横是不行。画完自己折起来自己投。”

“第四，我不投。”

前头有人抬起头。

“为什么你不投。”

“这一笔是我去谈回来的。”陈九斤说。

“谈回来的人不投。”

“我要是投了，我就是又当谈的又当定的。”

“那这一箱纸条就没有意思了。”

“还有一样。”他说。

“投‘不行’的，不许有人问是谁。”

“谁问，谁就得站到这箱子跟前，当着大伙儿说他为什么问。”

“今天晚上八点截止。”

“机房那一班八点换不开的，明天早上补，箱子留着。”

那天晚上，四层那间屋门口排了很长的队。

队是自己排起来的。

有人在屋外头站着想了很久才进去。

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进去以后，拿着纸条在桌子边上站了大概三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