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嘉南日报》，作了一篇题为《“外来户”成了“万元户”》的专栏报道。记者这样写道——

十分凑巧，我们一出嘉苍县五龙乡政府的大门，就碰上了党委书记给我们介绍的那位从“外来户”变为万元户的孙富强。他着一身浅灰色涤纶西服，骑着一辆国产重型摩托车来乡政府办事。要不是有人介绍，真看不出他是一位经历过不少坎坷的普通农民。

孙富强邀我们去他家作客。我们同乡党委书记乘车尾随于他的摩托车之后，在嘉陵江支流的荫夹道上朝西左拐右转，穿过果实累累的橘子园、绿油油的麦田，进了孙家沟村的新居民。我们跟着孙富强进入一个小院，白墙青瓦的三合院新房十分耀眼。一进房内，我们不禁同声惊呼起来，真漂亮！宽敞的客厅和卧室里有沙发、电视柜、梳妆台、大衣柜、电视机、收录机。谁能想到这家的主人几年前还是个四处流浪、缺衣少食的人。

孙富强今年才二十三岁，带着弟弟从石桥乡逃难到这里，是位精明干练的农民。公社化以后，他也是老家队上的劳动好手，因为父亲早逝，他一个人带着弟弟，不仅要上山干活，还要给生产队做木工，还被选为“先进分子”。他憧憬用自己的力气换回幸福日子。然而事与愿违。他辛苦一年，却解决不了一家人的温饱问题。长了，他便对这种不创造价值的劳动厌烦起来。1976年的一天，他带着弟弟，背着他那些破旧的木匠工具，从老家到了孙家沟，做了孙家沟的上门女婿。结婚不久，孙老汉就和孙富强分了家，准备让娃娃们自己闯荡一番。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跨越了“蜀道难”，吹到了大巴山。不久，穷了多年的孙家沟大队开始改变“大锅饭”的办法，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热心的孙富强不仅劳动冲在前头，还发挥自己的木匠手艺，给各家各户制作农具、家具。这时社员对这个“外来户”孙富强也刮目相看了，大家选他当了组长。年终分配时，孙富强这个组一个劳动日值达到二元三角。组员们非常高兴，都称赞孙富强有本领。这年孙富强和媳妇除还清队上四百元欠款外，还分得现金二百多元。他买了一头大水牛，又置办齐了做手艺的新家当，开始走上致富的道路。他农忙的时候赶着水牛耕田犁地，农闲的时候加工家具卖给农民们。不论炎暑寒冬，他都是一样的勤劳。

1980年他收入达到四千元，他到地区买了电动工具，媳妇也跟着学会了给家具上漆，两口子在村里办起了家具厂。前两年孙富强盖了这院新房，建立了一个舒适的家。连辍学的弟弟也重新背起了书包上学堂。198年他一家收入一万一千元，成了五龙乡第一个万元户。今年月，孙富强受到了乡里的表彰。

说话间，女主人孙玉梅端来糖果、瓜子和糕，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给我们端茶倒水。大家都为他们这苦尽甜来的生活高兴。乡党委书记孙耿庭幽默地说：“你们这日子同糖一样甜，该赶紧生个胖娃娃了吧！”孙玉梅脸红地摸摸肚子，说：“过去是穷得没得吃，娃娃都不敢生，现在呀，已经怀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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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顺捏着这份沉甸甸的《嘉南日报》，浑身都在颤抖着。报纸上油印的黑字历历在目，右下角照片上那张笑开了花的脸尽管已经成熟了很多，但那明显就是大哥的轮廓。

富顺愤怒地把报纸扔在桌子上，一也不为这个“孙富强”高兴。他怎么也没想到，大哥就在离石桥不到百里的五龙乡，不但卖了祖宗的房子，而且改了祖宗赐的姓氏，叫啥子“孙富强”，难倒弟弟也要叫“孙富家”？难怪他们没到爹娘的坟前磕头，这样卖姓求荣的混蛋哪有脸回去？

“富娃儿，爹有个话问你呢？”杨泽贵推开富顺的门，拿起桌子上的报纸。

“爹，我去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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