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华约组织之中第一次在远东参战的部队，身为民主德国人民军第40空中突击团指挥官—克劳斯.洛伦茨上校承受着空前的压力，尽管不是第一次担负这样深入敌后的作战任务—事实上克劳斯上校已经在民主德国人民军中服役20年了，正是他和当年的那些同僚身着着便衣越过东、西方在古老德意志中心地带建立的战线，将联邦德国的热血青年所急需的武器和作战技能传承到他们手中。

但是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克劳斯上校深知普通民众对战局发展的深远影响。在联邦德国那场血腥的内战之中，西方世界总是将科隆政权最终崩溃归咎于以莫斯科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对联邦德国不遗余力的颠覆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软弱和其所奉行的绥靖政策。不过对于亲身经历过那场德意志民族重新崛起的血腥内战的当事人而言，克劳斯上校却有着自己的见解。

应该说克劳斯上校是少数对源于中国的**军事思想有深刻理解的华约军人之一。在他看来尽管科技的发展早已令核武器成为了鲁登道夫所提出的总体战的终结者。但是并非所有的战争都是一场双方孤注一掷的末日对决。在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天平没有出现完全的倾斜之前，克劳斯上校相信类似发生在自己祖国那样的局部战争还将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而在那些战场之上，民众的倒向往往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在民主德国人民军第40空中突击团于位于辽阔俄罗斯中南部的新西伯利亚空军基地起飞之前，事实上克劳斯上校和他的大部分部下已经获知了战争爆发的消息已经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不过通过莫斯科的宣传机器所传来的消息是在一度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中国内部，无数不满政府倒行逆施的民众已经揭竿而起，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浪潮，作为全世界无产者的大本营，华约组织有义务向那些挺身而出的革命者伸出援手。

应该说包括克劳斯上校在内的很多人最初都天真的相信了这一说法，毕竟在中苏决裂之后的几十年里，莫斯科和柏林对中国政府的表述始终是负面的，从“斯大林主义的集权和残酷”到“丧心病狂的民族主义者”，而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不断升温又出现了“帝国主义在远东地区的桥头堡和帮凶”这样的新称谓，不过在这些负面宣传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又往往鼓吹一番他们与中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以及中国大陆的普通民众“水深火热”的生活状况。在这样的宣传口径之下，绝大多数空降在北京的苏联和华约组织的官兵最初都不会将自己定义为侵略者，他们甚至还怀着一份崇高的情操期待着中国人民用箪食壶浆来欢迎自己的解放。

但是随着他们的双脚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的情绪很快便陷入了空前的落差之中。民主德国人民军第40空中突击团的主登陆场与苏联第76近卫空降师第104伞兵团的登陆场实际上是相叠加的。这直接导致了搭乘民主德国人民军空军第44“阿图尔·皮克”运输航空兵师机群飞抵北京的德国伞兵在战场上空盘旋了20分钟之久。

民主德国人民军空军第44“阿图尔·皮克”运输航空兵师组建于1957年，它的名字来自于民主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总经理、首任总统威廉·皮克之子。不过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支空中运输部队都仅有1个大队的编制，直到70年代中期也仅装备可怜的2架伊尔－62运输机、5架图－134运输机、1架图－154运输机和6架米－8直升机。

但是两德的统一，却给了民主德国的航空工业以新的转机。随着内战的结束，联邦德国的四大航空工业集团除与荷兰合作的跨国公司—联合航空技术－福克公司之外全部被收归国有。民主德国一跃成为了足以与法国、意大利比肩的欧洲航空强国。到70年代末，民主德国不仅已经可以在国内仿造苏联最为先进的一线战斗机，甚至还拥有了华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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