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还着手对绥省政治、经济进行若干改革。除了创建军耕农场，开展屯田运动。促进当地生产发展，繁荣河套经济之外，这位名将还提出“治军治水并重”的口号，发放农田水利贷款，大兴水利。统一调配军工、民工。修建干渠达1700里，支渠超过 1万里，水浇地面积达万亩以上，令绥远一时有“塞上江南”的美称。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新中国建立之后，这位宿将解甲归田，出任第一任水利部部长也算是时至名归。

傅作义主政绥远几年间，凡到过河套地区的人，都有耳目一新之感。这一点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业绩。也正因为傅作义这番“上马统军、下马理民”的丰功伟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傅作义便被蒋介石视为柱梁，统一指挥晋、察、冀、热、绥五省军事，成为权倾一时的“华北王”。但是此刻对于加入反人民内战，傅作义麾下各部无一不士气低落，充斥着厌战、避战情绪。而傅作义虽然效法中国北平近郊进行土地改革和“二五减租”，号召部下“为人民服务”。但是，企图在不根本变更政治、经济制度的条件下，用这些改良办法来收拾人心挽救国民党的军事颓势，最终残酷的现实被证明也只是徒劳。

在人心向背面前，傅作义在中国**统战政策感召下，在北平各界人士的推动下，毅然选择和平道路，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受到北平200万人民的赞颂，也受到 20多万所属官兵的拥护。而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更积极为绥远的和平解放而努力。

在傅作义前往北平就任所谓“华北剿总司令”之前，便将绥远省的军政大权交给了其心腹爱将―董其武。作为一名从军阀混战中逐渐崛起的旧军人，傅作义的内心深处还残留着武装割据的“地盘”思想。因此虽然手握整个华北的军事指挥权，但是其嫡系精锐还是留在了绥远。而在整个解放战争的过程之中，华北军区野战军虽然在各地催城拔寨，但是在绥远一线却始终处于反复拉锯之中，直到绥远和平解放，董其武麾下依旧有16个师、旅级作战单位，加上从各地陆续撤到绥远的国民党残部，总兵力不下10万之众。

作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董其武虽心向和平，但要梳理自己部队内部的各种情绪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董其武所部，中国**人采用了先停战、再通商，最终系统改编的“绥远模式”。而绥远的国民党军队最终完成改编的时间一直延续到了1950年的第23兵团，董其武在部队完成改编之后便率军奔赴朝鲜战场。

而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第23兵团更被作为保卫首都的主要力量，改编为第69军驻防北京的南大门―保定。更可以说是中央军委对这支部队的信任和肯定。可以说第38集团军“御林军”的头衔不过是19第第69集团军从河北进入山西，除了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之外，其背后也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

在中苏交恶，战争一触即发的大背景之下。60年代中期中国陆军在三北地区的国防战略是巩固内蒙到山西一线，因此驻守保定的第69军和素有“华北军区老大哥”、长期担任战备任务的第63军一起移防山西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三北地区战备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进入山西的第69军却与内蒙古军区长期以来都有些“不对付”。

在70年代的对苏战备高峰时期，内蒙古军区和第第一线，第69军的军部在大同，其所辖的3个师配置在集宁大同一线，归其指挥的北京军区守备第一师更深入内蒙化德县至土牧尔台一带，因此第69军可以说是内蒙古军区翼侧最近最可靠的友军,双方团结协作，两者携手保证了战区前线的稳定。

但是双方之间却始终有些疙疙瘩瘩，矛盾的起因无外乎两点，内蒙古军区原是西北野战军第8军改编而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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