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着曾经被称之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衣钵的土耳其在这场战争之中的地位始终处于尴尬的状态。作为一个拥有二千万人口、工业相对发达的国家（相对于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近东和中东国家而言），它本不应该在这场决定20世纪下半页世界政局的战争中置身事外，但是它所处的位置却决定了他只能在各方势力之中保持着暧mei的态度。

在这个国家的西面是轴心国势力控制之下的巴尔干半岛，北面则是即便深处战争之中却依旧强悍的苏联，南侧是英国及其盟友所统治的阿拉伯世界。无论向那个方向伸出触角，土耳其都可能会面对一场新的灾难。因此安卡拉政府小心翼翼的保持着表面上的中立。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土耳其人无力向外拓展，但是忙于撕杀的各股力量也无心深入小亚细亚。

这倒不是各国无心控制这座欧亚之桥，而是因为虽然自基马尔革命以来土耳其政府依旧在一党制领导之下，其独裁程度并不比过去奥斯曼帝国差多少，但是这个政府却成功地唤起并集中了占这个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强烈民族感和纪律性。而尽管土耳其军队还无法应付一场机械化战争，但是在捍卫国土顽强上却早已在上场战争中得到了证明，再加土耳其国内糟糕的交通网络。这些要素加在一起将使任何一个交战国在发动入侵土耳其以前都会趑趄不前，而代之以考虑能否使用外交手段来达到目的。

轴心国渴望将土耳其拉入自身的阵营，这一点在德国点燃与苏联之间的战火显得更为急迫。德国人希望土耳其可以利用其与苏联接壤的边境线以及驻守在这条边境上的26个师在苏联人的侧翼再点上一把火，而土耳其也希望利用莫斯科的崩溃得到昔日被沙俄割占的国土并解放那据说数量高达二千万的苏联“土耳其族”同胞。但是在局势明朗化—德国人成功攻占莫斯科或者斯大林格勒之前，土耳其人并不打算引火烧身。

而与轴心国的口惠而实不至相比，盟国方向也不大方多少。不过至少英国人知道与其在无法给予土耳其更多实际军事援助的情况下，要求土耳其在巴尔干方向采取军事行动的话，不如要求它在尽可能不招致被攻击的危险下保持善意的中立。对于土耳其而言，当它的欧洲部分以及西部整个(包括两个主要的商业城市—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都受到了来自被轴心国所占领的巴尔干本土和南至多德卡尼斯群岛的爱琴群岛近在咫尺的威胁之时，要他站在盟国一边也并不现实。

而随着战局的逆转，从1942年其西方盟国开始用能力帮助土耳其修整港口、公路、铁路和安那托利亚的机场并向其提供大量军需物资以加强这个国家的力量，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安卡拉接受这一切的背后，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断要求其卷入战争的外交压力。不过当丘吉尔提出邀请土耳其总统—伊斯麦特.伊诺努在塞浦露斯进行会晤之时，对方却以“按照宪法，他不能离开自己的国家，除非他的最后继承人已被指定”为理由，让丘吉尔屈尊降贵的亲自前往安卡拉。

在安卡拉郊外一节列车车厢内的密会令丘吉尔颇受鼓舞，以至于他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得意的宣称土耳其将会在1943年年底前参战，并且在这以前，土耳其将会答应给予英、美空军空袭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油田的轰炸机机群在其境内加油。但是丘吉尔却忘了土耳其给他这一承诺的前提是英国必须尽可能快地向土耳其军队提供足以支撑一年战争的军火储备并向土耳其提供足以保护土耳其领空的战术空军和受土耳其指挥的防空部队。

但是正在准备从各个方向重返欧洲大陆的盟军而言，在土耳其建立一个前进基地的要求并不那么迫切—特别是对于华盛顿方面而言。因此对于土耳其的种种物资许诺最终并没有如同丘吉尔之后奉命访问安卡拉的英国中东地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那般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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